这是九十年代曾志来到农村看望自己的长子石来发。此时，石来发早已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当他初次看到几十年未见的母亲时感觉不到母子之间的亲情，而更多的是母子之间的陌生感。 那天的太阳晒得人发晕，石来发正在田埂上修水渠，裤脚卷到膝盖，小腿上沾着湿泥。村支书气喘吁吁地跑过来，说有北京来的客人找他，还说是他亲妈。石来发愣了半天，手里的铁锹“哐当”一声掉在地上。他跟着支书往家走，一路上脑子里乱哄哄的——他记得八岁那年，母亲把他托付给村里的石匠，说要去很远的地方工作，让他别怪她。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见过她。 推开家门，一个穿蓝布衫、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的女人站在堂屋中间，手里提着个布包。石来发站在门口，脚像钉在地上一样。女人走过来，声音有点抖：“来发，我是妈妈。”石来发张了张嘴，没喊出“妈”，只是闷声问：“你……你回来干啥？”曾志的眼泪一下子涌出来，她打开布包，里面是一双新布鞋，还有一沓钱：“我来看看你，给你带了点东西。”石来发接过布鞋，摸了摸鞋底的针脚，说：“我穿这个就行，不用破费。” 石来发的童年是在石匠家过的。养父是个老实人，靠打石头为生，养母身体不好，经常咳血。他从小就帮着干活，割猪草、挑水、喂牛，十岁就会下地插秧。有次他问养母：“我亲妈呢？”养母叹口气：“她在城里当大官，忙得很，没空管你。”他信了，可心里总像缺了块什么。长大以后，他娶了邻村的姑娘，生了三个孩子，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可从没抱怨过。 曾志在村里住了三天。她跟着石来发去地里干活，看他弯着腰割稻子，汗水顺着下巴滴在泥土里；她去厨房帮他媳妇做饭，尝了尝锅里的红薯粥，说“比我在延安吃的还香”；她还去了石来发的老房子，摸着他小时候睡过的木板床，说“那时候你瘦得像只小猫”。可石来发还是不怎么说话，他不知道该跟这个“大官”母亲说什么——他没读过书，不会讲大道理，只会说“今天天气好”“稻子长得好”。 临走那天，曾志把一沓钱塞进石来发手里：“你养父母不在了，这钱你留着给孩子们读书。”石来发把钱推回去：“我有手有脚，能挣钱，不用你管。”曾志的眼泪又掉了下来：“我不是要管你，就是想帮你一把。”石来发沉默了一会儿，说：“那你……常回来看看不？”曾志点点头：“有机会，我一定来。” 后来，石来发听说母亲在北京当了大干部，可他没觉得骄傲。他觉得，自己当农民也挺好，至少能守着土地，守着孩子。有次他去县城卖菜，听人说“曾志是老革命，为党做了很多事”，他才明白，母亲不是不要他，是她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可这份明白，来得太晚了——等他真正懂的时候，母亲已经老了，再也没力气来农村看他。 2000年，曾志去世的消息传到村里。石来发坐在门槛上，抽了半宿的旱烟。他想起母亲走的那天，说“来发，妈对不起你”，想起母亲给他做的布鞋，想起母亲尝他家红薯粥时的笑容。他摸了摸身边的老黄狗，说：“妈，你放心吧，孩子们都长大了，能自己养活自己了。” 现在，石来发的孙子考上了大学，在省城当老师。他常跟孙子说：“你太奶奶是个好人，就是没时间陪我。”孙子说：“爷爷，你别难过，太奶奶的心里肯定有你。”石来发笑了，摸了摸孙子的头，没说话。他心里明白，有些感情，不需要挂在嘴上，只要记在心里，就够了。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