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士兵江国庆强奸女童被判死刑，枪决前江国庆咬牙切齿地诅咒说：“人不是我杀的，我是冤枉屈打成招的，我一定要化为厉鬼向害我的人索命！”十四年后，真正的凶手落网，法院却判真凶无罪当庭释放。 江国庆含冤被枪决27年，真凶脱罪，维权者只剩白发老妪。 没有正义昭雪的圆满，只有一个家庭耗尽半生，却求而不得的公道。 年过八旬的江母，依旧背着沉甸甸的冤情材料，走在维权路上。 她的脊背早已佝偻，脚步蹒跚，却每一步都踏得格外坚定。 没人知道，这个瘦弱的老人，曾为了替儿子洗冤，数次直面死亡威胁。 有一次，她在台空军司令部门口讨说法，被不明人士强行拖拽。 对方威逼利诱，让她放弃维权，否则就对她不客气，她却宁死不从。 她死死抱住大门的栏杆，嘶吼着“我儿无罪”，直到被保安强行拉开。 回家后，她浑身是伤，却第一时间整理好被扯烂的冤情材料。 这样的恐吓，在她27年的维权路上，早已是家常便饭。 可她从未退缩，哪怕夜里常常被噩梦惊醒，梦见儿子满身是血的模样。 时间拉回2013年，那场让所有人心寒的二审判决，击碎了江家最后的希望。 台高等法院当庭宣判许荣洲无罪释放，理由荒诞得让人无法接受。 “轻度智能不足、自白矛盾”，轻飘飘的几个字，就抹去了一条冤死的人命。 更让人愤怒的是，当年对江国庆实施逼供的八名军官，竟全身而退。 他们以追诉期已过为由被不起诉，甚至公开否认逼供，毫无愧疚之心。 江母拿着判决书，在法院门口哭了整整一个下午，哭声嘶哑却无力。 她想不通，铁证如山的案件，为何会变成这样荒诞的结局。 没人记得，2011年那个秋天，江母曾以为自己终于等到了正义。 台军事法院再审，判决江国庆无罪，还给了她一亿多新台币的赔偿金。 可她拿到赔偿金的第一时间，没有花一分，全部用来继续维权。 她要的从来不是钱，是真凶伏法，是逼供者受惩，是给儿子一个交代。 这份执念，要从1997年那个让她痛不欲生的日子说起。 那天，她接到军方电话，被告知儿子江国庆因强奸杀人，被执行枪决。 她当场晕厥过去，醒来后第一件事，就是变卖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 她带着简单的行李，离开老家，孤身前往台北，开启了漫漫维权路。 起初，她连相关部门的大门都进不去，只能在门口蹲守。 她学会了写冤情信，一笔一画，写满了儿子的冤屈和自己的渴求。 她把信塞给每一个愿意停下脚步的人，哪怕大多时候会被随手扔掉。 丈夫江支安后来也赶来台北，夫妻俩挤在不足十平米的出租屋里。 他们每天吃着最便宜的泡面，省下钱来复印冤情材料、请人代写诉状。 为了寻找新的证据，他们走遍了当年案发的营区周边，走访了上百人。 有一位当年的营区老人，被他们打动，悄悄告诉他们许荣洲的异常。 老人说，案发后不久，许荣洲就变得异常沉默，还常常做噩梦。 这个线索，成了他们维权路上的一束光，让他们更加坚定了信心。 可他们没想到，这份线索递上去后，依旧石沉大海，无人理睬。 长期的奔波和绝望，压垮了江支安，他患上了严重的精神疾病。 他常常走失，每次找到他时，他都在街头哭喊着儿子的名字。 江母一边照顾丈夫，一边继续维权，日子过得暗无天日。 2010年，江支安在绝望中离世，临终前，他还攥着儿子的照片不肯松手。 丈夫的离去，让江母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却也让她愈发坚韧。 同年，台“监察院”的调查结果出来，认定军方当年非法取供。 专案小组重新检测证物，发现案发现场的掌纹和血迹，都指向许荣洲。 2011年，许荣洲被传唤，面对铁证，终于再次承认自己是真凶。 江母以为，儿子的冤屈终于可以洗清，公道终于可以到来。 可她万万没想到，两年后的二审判决，会给她致命一击。 如今，又是十几年过去，江母已经80多岁，身体大不如前。 她的眼睛花了，耳朵也背了，却依旧能清晰说出儿子的冤情。 出租屋里，摆满了厚厚的维权材料，还有儿子的军装和照片。 她每天都会擦拭这些东西，轻声和儿子说话，诉说自己的坚持。 她依旧会定期去相关部门递交材料，哪怕工作人员早已认识她。 许荣洲早已回归正常生活，那些逼供的军官，也依旧安然无恙。 只有江母，还在执着地坚守着，守着一份遥不可及的公道。 她不知道自己还能走多久，却始终没有放弃的念头。 这场跨越27年的维权之战，没有终点，只有一个老母亲无尽的悲凉与坚守。 信源：百度百科 江国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