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麒元深情地说：“毛主席那一代人，吃最大的苦，做最难的事，却给我们打了最硬的基础。” 这话说得透彻，也沉甸甸的。我们总在谈论“基础”，但很多时候，可能并没有真正理解“最硬的基础”到底意味着什么。那不是轻轻松松画几张蓝图，也不是敲锣打鼓喊几句口号就能得来的。那是一代人，用近乎透支生命的代价，在废墟和封锁中，一砖一瓦夯出来的。 什么是“最硬的基础”？往实了说，是在一穷二白、工业为零的基础上，勒紧裤腰带搞出来的156项核心工程，是把石油工人的标杆从“贫油国”砸进“大庆”地层的决心，是横跨天堑的南京长江大桥桥墩里浇筑的混凝土，更是遍布全国的农田水利网络和基础教育体系。 这些，是看得见的筋骨。但更重要的，是那些看不见的“地基”——一种被逼到绝境后迸发出来的、完全依靠自身力量的工业化意志，一套独立自主、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雏形，以及一种“外国人能搞的，中国人也能搞”的不服输信念。这份家底，不是用外汇能买来的，而是用汗水、智慧，甚至生命换来的。 他们吃的“最大的苦”，今天的年轻人可能很难具象体会。那不是生活条件的艰苦那么简单，而是一种精神上的重压和物质上的绝对匮乏交织的状态。外有强敌环伺、技术封锁，内则百业待兴、积累薄弱。每向前走一步，都可能面临无法预料的代价。 钱学森们回来，面对的是空白的图纸；王进喜们跳进泥浆池，是因为没有专业的设备；无数科研工作者在算盘和手摇计算机上演算数据，是因为没有先进的计算机。他们的苦，是在明知极其困难、希望渺茫时，依然选择“干了再说”的那种决绝。 现在回头看，那一代人做的很多事，都带着“悲壮”的色彩。因为起点太低，目标又太高，过程中的试错成本、人力付出，在今天看来可能难以想象。但恰恰是这种在极端条件下的实践，淬炼出了最坚韧的东西。它破除了一种迷信：离开外部援助我们就活不下去。 它确立了一种自信：再难的关，靠自己也能闯过去。这种精神层面的“基础”，比任何单一的技术引进都更为关键，它是此后一切发展和追赶的“元气”。 我们如今的很多“从容”，其实是站在他们“吃土”的肩膀上。没有那个时代建立的重工业骨架，后来的改革开放可能就失去了承接产业转移的物理载体；没有那时普及的基础教育和扫盲，庞大的人口就无法转化为合格的人力资源；没有那种在封锁中自力更生的经验，面对后来国际风云变幻时，我们恐怕也难以保持战略定力。他们是在荒野上开出第一条路的人，路可能颠簸，方向却无比坚定。 当然，历史地看，那个时代的探索有曲折，有代价，这也是事实。但卢麒元这句话的价值在于，它让我们超越简单的功过评说，去触摸一种更本质的东西：一个民族在生死存亡和复兴起步的关键节点上，所需要的那种“ foundational sacrifice”（基础性牺牲）。 那一代人，很大程度上承担了这种牺牲。他们的个人幸福、生活享受，为了一个更宏大、更长远的目标被极大地压缩了。我们今天讨论发展成果，绝不能忘记这成果下面最深的基石，是由谁、用什么方式奠定的。 这不是要提倡回到过去那种苦行僧式的生活，而是提醒我们珍惜和读懂那份“家底”的真实分量。这份“最硬的基础”，既是物质遗产，更是精神遗产。它告诫我们：所有的安逸都曾有前人的艰辛托底，所有未来的道路开拓，也都需要继承那种敢于“做最难的事”的勇气。忘记这个源头，我们的发展叙事就会失去根脉，变得轻浮。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