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山东曲阜孔氏家族行祭祖大典。曲阜孔家向衢州借孔子楷木像，还回去的时候，却还了个仿制的赝品。衢州孔家对此异常愤怒，但只能接受现实。从此一门两支遂心生芥蒂。 孔子楷木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相传孔子弟子子贡在守墓期间，用楷木雕刻出孔子及其夫人亓官氏的坐像。这对像高约60厘米，孔子身着长袍手持朝笏，亓官氏长裙垂地，形象简朴而生动。从鲁哀公时代起，这对像供奉在孔子故居改建的庙堂中，成为孔氏家族的精神象征。历代王朝视其为国宝，孔氏嫡传后裔负责保管。北宋末年，金兵入侵中原，孔氏家族面临重大抉择。孔子第48代孙孔端友作为衍圣公，决定跟随宋高宗南渡。他携带家谱和这对楷木像，与部分族人南迁。留守曲阜的族人则由其弟弟负责守护祖坟和庙宇。从此，孔氏家族分成南北两宗。南宗抵达衢州后，宋高宗赐予土地和免税田产，允许他们使用州学作为临时家庙。这对楷木像由此安放在衢州，标志着南宗的立足。 南宗在衢州的发展经历了多次变迁。宋宝祐元年，即1253年，宋理宗拨款36万缗银子，在菱湖芙蓉堤上兴建正式家庙。家庙占地广阔，建筑仿曲阜规制，包括大成殿和思鲁阁。这对楷木像被供奉在思鲁阁内，成为南宗的核心信物。元朝建立后，元廷试图任命孔子第53代孙孔洙为衍圣公，但他拒绝向元朝称臣，选择留在衢州务农。衍圣公爵位由此转给曲阜北宗，南宗失去官方正统地位。尽管如此，南宗通过耕作和地方支持维持家庙运作。明清时期，家庙多次修葺，楷木像始终得到保护。抗日战争期间，日军入侵衢州，企图掠夺这对像。南宗奉祀官孔繁豪制作赝品迷惑敌人，将真像藏匿在山区。日军未能得手，仅焚毁部分建筑。战后，真像重新归位，赝品被烧毁以防混淆。 1959年事件成为楷木像历史的转折点。那年为庆祝国庆10周年，山东省文物部门向浙江省文化局提出借用楷木像，用于曲阜孔府复原陈列展。浙江省博物馆保管的这对像被借出，运往曲阜。借期原为半年，但展出后未按时归还。衢州南宗多次催促，曲阜方面以各种理由拖延。最终在1963年，浙江省博物馆正式索要，曲阜归还的却是用楷木复制的仿制品。真像留在曲阜孔庙收藏。衢州南宗对此表达不满，但鉴于北宗的官方地位和影响力，只能接受仿制品置于思鲁阁。两宗关系由此冷却，往来减少。楷木像的借出本意是文化交流，却演变为所有权争议。 另一种关于楷木像归属的说法源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展览。1959年，该馆为国庆征调全国文物，浙江省博物馆将楷木像调往北京参展。展览结束后，返还文物时因工作人员失误，将像打包送往山东。山东省文物部门收到后，转交曲阜孔庙保管。衢州发现后索要，曲阜同样以复制品归还。无论哪种说法，都指向真像最终落户曲阜的事实。衢州孔氏后裔视此为历史遗憾，多次通过正式渠道表达意见。1989年，南宗第75代嫡孙孔祥楷访问曲阜时，再次提及此事，但未获实质进展。楷木像作为孔氏血脉象征，其归属反映出南北宗在正统地位上的长期差异。 楷木像的材质和工艺体现了古代雕刻技艺。像身用楷木制成，这种木材坚硬耐久，纹理细密，便于精细雕琢。孔子像的胡须部分曾断裂，后用牛皮胶粘合，这成为辨别真伪的关键特征。复制品虽模仿外观，但缺乏原像的自然老化痕迹，如木纹裂缝和色泽变化。文物专家通过X光和材质分析确认曲阜收藏的为真品。衢州仿制品虽精致，却无法取代原像的文化价值。孔氏家族内部对此事的记录散见于家谱和地方志中，如民国版《孔子世家谱》首页印有楷木像照片，并注明存于衢州。这部谱于1937年完成，体现了当时南北宗试图合修族谱的努力。 南宗家庙的建筑布局保留了宋代风格。大成殿供奉孔子牌位，思鲁阁专置楷木像，表达对故乡曲阜的思念。家庙占地13900平方米，包括孔府和花园部分。历经三迁三建，明正德十五年定于现址。抗战后，国民政府拨款维修。新中国成立后，地方政府多次投入资金保护，如1959年和1961年的修葺。1984年和1988年，衢州市政府再次维修，复建部分建筑。2000年，西轴线和孔府重建，耗资1800万元。这些维护确保了家庙的完整性，尽管楷木像真品已不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