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代号“608”的地下党，因唯一的交通员病逝，和党组织失联。这时，他想起了交通员生前的交代：“我若出事，你可以看报纸！” 1949年一月，寒风扫过胡同，北平城像被悬在半空。城外炮火未响，城里杀机四伏。保密局里，一张普通办公桌前坐着的人，代号“608”，在档案里是可靠特务，在党的地下系统里则叫王敬贤。 那段时间，王敬贤手里攥着几条足以改变城池命运的线索。一条是傅作义准备在一月二十日前，秘密处决草岚子监狱里一批政治犯，许多是地下党员和民主人士。 另一条是军统北平站策划刺杀何思源等主张和平的知名人士，还有一份关于撤退时破坏重要设施的破坏方案。如果这些计划得手，北平很可能在战火中沉下去。 偏偏这时，联络的那只手忽然松开。羊肉摊主老曹，代号“牧羊人”，病死在一月初。这个在城中穿街叫卖的中年小贩，其实负责六个重要情报点联络。 羊肉摊收摊的那天，蓝布幌子不再晃动，案板上“三短一长”的暗号再听不见，王敬贤与组织之间只剩一根断线。 情报不能积在抽屉里等死。王敬贤烧掉草稿，在保密局小屋里来回踱步，终于想起老曹曾经压低声音叮嘱，要留心《平明日报》副刊。那之后，他开始把这份报纸翻得起皱。 几天后，一则塞在副刊角落的小广告跳进视线。那几行字看似寻常，“本人已抵平，三日后于望海楼答谢亲友”，却处处藏着门道。抵平代表联络员已经进城，三日后实为当日下午三点，望海楼指向的不是酒楼，而是前门外小江胡同的阳平会馆。 阳平会馆早在抗战年代就被布置成秘密联络点，现在又一次被写进暗语。王敬贤读懂了，按捺不住心跳。那天下午，他提前收拾好旧棉袍，原计划按时到会场，却在出门前被叫去参加“肃奸行动”会议。 等会议拖到傍晚，他赶到戏楼，只在角落里看见一个粉笔画的小十字。这是撤离信号，说明接头人已经失去耐心离开。 一次机会擦肩而过，时间却不等人。王敬贤想起还有一个备用交通站，是教子胡同的三义书店。书店门口书箱堆着，里头同样有党组织埋下的线，但互相并不认识。他如果贸然敲门，对方很可能当他是保密局探子。 他干脆装出鬼鬼祟祟的样子，在门前徘徊。正如预料，书店同志察觉异常，合力把人请进里屋。与资料里有的捂口布、扼住腰间不同，那一刻真正的紧张在于心里谁也不能信。 王敬贤没有乱，一口气说出老曹负责的情报点情况，又提醒，自己若真是特务，早该带队包围交通站，不会单枪匹马上门。他还背出了华北局秘密工作十二条，甚至连老曹葬礼花费的四十七块银元、羊肉摊最后一笔十二点八元流水、中药里石膏的用量都对得上。 这些细节只有系统内部和最近经手的人清楚。三义书店负责人老肖心里有数，却仍不敢放松，决定把人送去骑河楼医院。那家中西医结合的医院，是另一处隐蔽据点，负责人崔月犁戴着白大褂见人。 在医院的小房间里，验证一层压着一层。除了暗号和账目，王敬贤从衣领夹层里掏出一枚刻着“608”的小铜牌，这枚藏了多年的东西终于有了用处。直到这时，地下党才完全确认，潜伏在保密局里的这名特务，确实是自己人。 接下来的事情转入电波。刘仁通过密台把情报送往西柏坡，中央很快调整部署。谈判桌上，傅作义面对来自战场和城内两头的压力，在一月二十二日签下和平协议，草岚子监狱的几十名政治犯获救。 十八日清早，何思源虽然遭遇炸弹袭击，却因提前加强了警戒与转移，只受轻伤。国民党准备撤退时的破坏计划，也在接连不断的情报交汇中被拆解。 一月三十一日，北平城在没有经历大规模巷战的情况下迎来解放，古城墙和大批文物得以保全。档案里能见到的是条条文件与电报，看不见的，是羊肉摊前褪色的蓝布，是报纸副刊角落里几个小小的字，是三义书店里那间昏暗的小屋，以及一块刻着“608”的铜牌。 多年以后，王敬贤再路过原来羊肉摊的位置，摊位早已换成杂货铺，空气里却仿佛还飘着草药味，耳边似乎还能响起“三短一长”的敲击声。 北平的冬风依旧刺骨，城里的灯却比那年亮得多。这世上看似平稳的每一个清晨背后，都有人在最黑暗的时候押上性命，只为让别人多看见一点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