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之所以不闹腾，最重要的原因是葡萄牙人在离开时几乎把所有澳门人及其后代都拥有的葡萄牙护照（欧盟护照）都发了。 1999年12月19日午夜，当那面绿色的旗帜缓缓降下，聚光灯打在交接仪式的旗杆上时，镜头之外的澳门街头呈现出一种反直觉的静谧。 外界预想中的焦虑、恐慌性资产抛售或是机场的离境长队，统统没有出现。这座小城安静得仿佛只是在等待第二天的早茶。 这种几乎不真实的淡定，并非源于对未来的盲目乐观，而是源于当时许多澳门市民口袋里揣着的一本深红色证件——葡萄牙护照。 确切地说，那是一张通往欧盟的入场券。在那个历史转折点，大约有13万澳门居民及其后代，手里握着这张被视为“诺亚方舟”的船票。 这一切的伏笔，早在1974年就在几千公里外的里斯本埋下了。那一年，葡萄牙国内爆发“康乃馨革命”，新政权急于清洗旧时代的帝国痕迹。 对于当时的葡萄牙来说，遥远的澳门不再是资产，而是一个急需甩掉的烫手山芋。军队撤了，行政力量弱了，他们想走得体面一点，不想搞出一地鸡毛。 既然没钱也没枪来维持最后的尊严，里斯本选择了一种成本最低的维稳方式：开动印钞机一样的护照打印机。 1981年11月20日，一道几乎没有门槛的法律闸门被打开了。葡萄牙修改了国籍法，规定在此日期前于澳门出生的人，不论血统，均可获得葡萄牙国籍。 这简直是一场“身份大派送”。不需要你有欧洲血统，不需要你会说葡萄牙语，只要你有一张在澳门医院出生的证明，你就是法律意义上的“欧洲人”。 到了90年代，这一政策催生了办事大厅的奇异景观。根据1991年的数据，当时持证者已达2.1万人，随后这个数字像滚雪球一样膨胀，最终覆盖了大部分本地家庭。 相比于英国人在香港撤退时精心设计的“居英权”门槛和埋下的各种政治雷管，葡萄牙人的做法显得既无奈又“大方”。 但这给北京出了一个巨大的难题：如何接收一个几十万人名义上都是“外国人”的城市？如果处理不好，这就是几十万颗随时可能引爆的“双重效忠”地雷。 这里就必须提到中方在谈判桌上的顶级政治智慧。也就是后来被写入备忘录的那著名的“双轨制”定义。 外交官们没有选择强硬的“二选一”，而是创造性地将这本护照定义为“旅行证件”。 意思很明确：承认你有这本证，你也确实可以用它免签去全球158个国家旅游，甚至去欧盟27国定居工作，那是你的自由。 但在中国的土地上，包括澳门特区，你就是中国公民。这本证件在这里仅仅是一本纸质册子，不享有任何葡萄牙的领事保护权。 这招“太极推手”堪称神来之笔。它既保全了国家主权的面子，又给了澳门同胞实实在在的里子。 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这不仅仅是法律条文，更是一种巨大的心理安全冗余。 想象一下，当一个人知道自己随时可以退守欧洲，去享受那里的医疗和教育福利时，他反而不急着走了。 心理学上有个“开门效应”，门只要开着，屋里的人反而觉得安全，愿意坐下来喝杯茶。一旦门被焊死，恐慌才会瞬间引爆。 于是，时间来到了2026年的今天。当我们回望这二十多年，会发现一个更有趣的经济学现象。 那本曾经被视为“救命稻草”的欧盟护照，如今大多被锁进了澳门人家里的保险柜，上面落满了灰尘，成了一件昂贵的“收藏品”。 原因很简单，另外一条曲线跑赢了所有人的预期。 1999年，澳门的GDP只有519亿澳门元。而到了2023年，这个数字飙升到了3795亿。 这是一场没有任何悬念的经济碾压。在欧洲经济深陷停滞泥潭的时候，澳门人均GDP一度冲到了9.4万美元的全球顶尖水平。 特区政府每年的现金分享计划，直接把钱打到居民卡里。15年的免费教育和极低成本的医疗体系，构建了一个比欧洲还要严密的福利网。 更别提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带来的空间感。数据显示，约6500家澳资企业已经跨过河去，在那片新土地上寻找机会。 当家门口就是遍地黄金的聚宝盆，谁还会想不开，拿着那本红皮护照去欧洲端盘子洗碗呢？ 所谓的“退路”，在巨大的发展红利面前，彻底变成了多余的“备胎”。 澳门的这种“不闹腾”，本质上不是因为顺从，而是因为从容。 当年葡萄牙人为了“甩包袱”而发出的护照，无意中提供了一个心理泄洪口。而回归后国家提供的经济狂飙，则从根本上消解了离开的动力。 这就是现实主义的胜利。当一个人手里既有通往世界的钥匙，脚下又有遍地流金的土地，他自然会选择最务实的生活方式： 把护照锁好，然后下楼去茶餐厅，点一盅两件，继续过他那安稳且富足的小日子。 信息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中葡联合声明全文2024-12-1918：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