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叶挺被迫娶了童养媳黄春，新婚夜，他被父亲警告：“给我好好圆房，给叶家留后，否则别认我这个爹！” 红烛烧得噼啪响，烛泪淌了一桌子。叶挺盯着那摊渐渐凝固的蜡油，觉得自己的心也跟着一块儿僵了。门外父亲的脚步声远了，院子里只剩下秋风扫落叶的沙沙声。他抬眼看了看坐在床沿的新娘，黄春才十四岁，身子单薄得像片纸，脑袋垂得低低的，两只手死死攥着衣角，指节都泛了白。她头上那块红盖头，在昏黄的烛光下，红得有些刺眼。 这年头的中国，新旧东西正拧巴在一块儿。城里头剪了辫子的青年学生满口“民主”“自由”，乡下的老规矩却还铁桶一般严实。叶挺那年十六，刚在惠州念了新式学堂，满脑子都是外面的世界，救国救民的念头才冒芽，就被一顶花轿生生压回了这间老屋。父亲的心思他懂，叶家几代单传，兵荒马乱的年月，早留后就是早安心。可安心？叶挺只觉得胸口堵得慌，像被人塞进了一口密不透风的棺材。 “你……”他嗓子发干，试了几次才发出声，“饿不饿？” 床沿的身影轻轻动了一下，没说话，只是摇了摇头。盖头随着动作微微晃着。叶挺忽然想起学堂里一位老师讲过的话：“旧礼教吃人，吃得骨头都不剩。”当时他还不太明白，此刻看着眼前这个几乎还是个孩子的“妻子”，那句话像针一样扎进心里。吃人的哪里只是书上的字，是这间贴着褪色“囍”字的屋子，是父亲那句沉甸甸的警告，是千百年来无数个黄春一样的女子，连个名字都留不下，只被叫作“谁家的童养媳”。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木窗棂外头，天色墨黑，一颗星子也看不见。广东的秋夜不算冷，他却打了个寒颤。圆房？留后？把两个人的一辈子，就为了一句“传宗接代”钉死在这儿？他想起学堂里偷偷传阅的《新青年》，那些炽热的文字喊着“个性解放”、“婚姻自主”。那些声音此刻在脑子里嗡嗡作响，和父亲威严的面孔打架。 黄春依旧一动不动地坐着，像个精美的偶人。她心里怕吗？叶挺猜不透。或许她从被送进叶家那天起，就被教着认了命，女人的命，就是等着这一天，然后生孩子，操持家务，老去。她甚至可能不知道“叶挺”这个人是谁，只知道他是自己的“丈夫”，是必须要服从的天。 夜深了，蜡烛短了一截。叶挺最终没有走向那张雕花大床。他抱来一床被子，铺在靠墙的竹榻上。“你睡床吧。”他的声音在寂静里显得格外清晰，“我在这儿凑合一宿。” 红盖头底下，极轻微地，传来一声像是松口气，又像是哽咽的抽息。那一夜，叶挺睁着眼到了天亮。他想了很多，想到国家的未来，也想到自己这具年轻身体里奔涌的、不甘被安排的热血。父亲的话固然如山，但有些路，终究得用自己的脚去踩出来。娶黄春，是孝道压下来的债；可往后怎么活，这笔账，他想自己来写。 这段鲜为人知的往事，裹挟着那个时代特有的苦涩与无奈。它不仅仅是叶挺一个人的婚姻悲剧，更是千年封建痼疾在一个青年革命者身上的切肤之痛。旧伦理这张巨网，网住了太多人的青春与可能。叶挺后来的道路人尽皆知，北伐铁军的名将，抗日战场上的英雄。而那个叫黄春的女子，则永远沉默在了历史的褶皱里，成了他辉煌起点上一个黯淡的注脚。我们赞叹英雄的伟业时，或许也不该忘记，他们也曾是旧制度的受害者与反抗者，他们的挣脱与觉醒，每一步都踩着沉重的代价。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