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歌手张明敏得知我国举办亚运会的经费，还差了6亿的缺口时。毅然决然的卖掉了自己的车房，并且还做了一件至今都无人超越的壮举，将所有资金都捐献给了国家。 1984年春晚的灯光下, 28岁的张明敏穿着一身并不合身的米色西装, 对着全国观众唱出“我的中国心”。 那一夜, 华侨老人抹着眼泪, 内地观众记住了他, 香港媒体却给了他一个“左派歌手”的标签, 唱片被下架, 电台禁播, 他从万众瞩目掉回观塘电子表厂的流水线, 再次穿上蓝色工服拧螺丝。 这并不是他第一次在厂里和舞台之间来回。早在少年时代, 他就在唐楼一角听收音机练“北京天安门”, 在厂庆晚会上抱着捡来的吉他唱《东方红》, 被骂“不务正业”的同时也拿到加发工资。 后来遇到黄霑, 拿到《我的中国心》那个谱子, 母亲听了只说一句“像长江水一样揪心”, 这个普通家庭出身的年轻人, 才真正找到自己和祖国之间那条看不见的线。 春晚之后的风光急转直下, 若不是1988年那份报纸, 他也许会在厂房里把余生耗尽。 那天, 他在九龙塘阳台上反复读着“亚运筹款遇冷, 还差6亿”的标题。北京亚运会缺口像块烧红的铁压在心头。 他摸摸口袋里几百港元, 又想起家里那套何文田爱民邨的小公寓和停在楼下的车, 对妻子说出了那个冒险之举: 卖房卖车, 回内地巡演筹款。 妻子没有大吵大闹, 只是把存折塞到他手里, 说“你为国家, 我为你”。 不久之后, 公寓钥匙被扔进垃圾桶, 车也卖掉了, 他带着几十人的小团队挤上二手面包车, 车顶绑着褪色的“为亚运筹款”横幅, 后备厢塞满方便面和咸菜罐头, 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长征”开始了。 那并不是普通歌手巡演, 更像是玩命的拉练。东北零下20度, 他们用喷灯烤化冻硬的琴弦, 他裹着军大衣在露天体育场真唱, 白气在话筒前直往外冒。 新疆戈壁刮风, 帐篷被吹翻, 他干脆站到卡车上唱。江西山区没有电, 村民用竹筐抬着发电机上山, 木板搭成简易舞台, 电线杆插在坟堆旁, 他踩着板凳唱完整场。 南方的雨也没放过他。在温州和武汉的暴雨夜, 雨棚挡不住倾盆大雨, 军靴灌满泥浆, 他索性光脚唱。 雨水顺着头发流进眼睛, 音响受潮乱叫, 台下观众却撑着伞不肯散,有人把雨伞拼成“中国心”三个字。捐款箱泡烂了, 工作人员端出搪瓷脸盆, 皱巴巴的纸币和硬币叮当落下, 成了那晚最特别的节奏。 那一年, 他把自己压到极限。一天几场连轴转, 早上还在北方, 晚上已经出现在南方的广场。火车票根贴满了好几本相册, 嗓子唱到严重充血, 在后台咳血, 医生要求立即停唱, 他只是把药塞进包里, 嘶哑着说“还有60万没凑齐”。 最终, 这一趟奔波换来的60万, 对6亿缺口只是九牛一毛, 却像一根火种, 点着了全国各地的捐款单, 点着了卖菜大妈装在竹篮里的鸡蛋, 也点着了那些下岗工人寄出的旧存折。 1990年, 北京亚运会如期在焰火中开幕, 他疲惫得瘦脱相, 甚至因劳累住进医院, 却说“这辈子值了”。 后来, 他在香港的事业一路下行, 开卡拉OK厅、酒廊赔了钱, 又转去做生物科技生意, 给公司起名“心系中华”, 在华强北卖电子表坚持用简体字包装, 把黄金地段弄成普通话培训学校。 他还是会拿出当年的汇款单存根、场馆螺丝钉、儿子从武汉寄来的防护服, 像翻看一册自己的历史。 从唐楼小子到春晚舞台, 从流水线工人到全国巡演, 再到商人和老歌手, 张明敏的人生像一条被反复折叠的线, 但那条线始终系在同一个地方。 哪怕卖掉香港的房子、唱坏自己的嗓子, 他心里认定的一件事没有变, 就是那句早就唱进无数人心里的话: 洋装可以换, 舞台可以换, 票房可以输赢, 可他这条中国心, 从来没有算错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