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几名日军俘虏在得知即将被释放后，高兴的唱起了歌。他们说，完全没想到我

1939年，几名日军俘虏在得知即将被释放后，高兴的唱起了歌。他们说，完全没想到我们会如此善良和宽宏大度。虽然，他们已经被缴了械，但依然穿着军装。他们看起来面色红润，哪里看得出半点俘虏的样子？ 那是在晋察冀边区的某个战俘管理所，秋日的阳光透过土坯房的窗棂洒在炕上，暖得人发懒。管理所所长老周蹲在门口抽烟，烟卷儿的火星子在风里一明一灭，他瞅着院里那几个日本兵，嘴角直抽——这哪是刚从战场上抓来的俘虏？一个个穿得整整齐齐，军装领口还沾着没洗干净的饭粒，脸圆乎乎的，见着管理员端来窝窝头和咸菜，还双手接过，弯腰鞠个躬，嘴里念叨“阿里嘎多”。 老周是河北保定人，1937年就参加了八路军，打鬼子打了两年，亲手缴过不少枪。可对待俘虏，他有自己的规矩：“咱不打骂，不虐待，但要让他们明白，侵略别人就得认栽。”这几个日本兵是上个月在涞源战役里被俘的，当时他们所在的部队被八路军包围在山沟里，子弹打光了，班长带头扔了步枪，举手投降。 一开始，这几个家伙可不老实。其中一个叫佐藤的曹长，被带到管理所的第一天，就把饭碗摔在地上，嚷嚷着“八路军不讲武士道”。老周没生气，蹲下来捡起碗片，指着墙上的标语说：“你看清楚，‘优待俘虏’不是给你们面子，是让你们记住，中国人不想打仗，但谁欺负咱们，就得挨收拾。”佐藤瞪着他，可看见周围的老乡端着鸡蛋来看俘虏，眼神渐渐软了下来。 接下来的日子，管理所给俘虏安排了活儿：挑水、劈柴、帮老乡收玉米。佐藤起初不肯干，扛着锄头站在地里不动，老乡笑着说：“小伙子，你看这玉米秆儿比你胳膊还粗，不用力咋拔得出来？”旁边的俘虏太郎憋不住笑了，拽了拽佐藤的袖子：“干活吧，不然今晚没粥喝。”慢慢的，佐藤学会了用镰刀割谷子，手掌磨出了茧子，脸上也有了晒斑。 那天中午，管理所的小战士小刘给俘虏们端来热乎的面条，上面飘着几片青菜。佐藤吸溜着面条，突然说：“长官，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家？”小刘擦了擦手，说：“等战争结束，或者你们表现好，就能放你们回去。”佐藤低下头，筷子戳着碗底：“我们以为被抓了会被杀，或者被关在黑屋子里，没想到……”他抬头看了看窗外，几个老乡正抱着孩子站在篱笆外看他们，孩子手里举着野花，笑着喊“叔叔”。 消息传来的时候，是下午两点。老周拿着电报走进院子，几个俘虏立刻围了上来，眼睛瞪得像铜铃。电报是从边区司令部来的，说根据国际公约和优待俘虏的政策，这几个人没有战争罪行，决定近期释放回国。佐藤听完，手里的茶杯“啪”地掉在地上，转身就往外跑，跑到院子里扯着嗓子唱起了《君之代》——调子跑得没边儿，可脸上的笑藏都藏不住。 其他俘虏也跟着唱，有的还拍着手，太郎甚至跳了起来，差点撞翻了晾衣绳上的军装。老周站在门口，看着他们，心里有点不是滋味。他想起去年冬天，在平型关战役里，八路军的一个排被日军包围，最后全部牺牲，尸体被堆在战壕里，脸都被刺刀捅烂了。可眼前的这些日本兵，他们也是爹妈生的，也是被军国主义骗到中国的，要是能让他们明白自己错在哪儿，也算没白费功夫。 傍晚的时候，老乡们听说要放俘虏，送来了煮好的鸡蛋和贴饼子。佐藤捧着鸡蛋，手一直在抖，他对老周说：“长官，我以前觉得中国人很凶，现在才知道，你们是好人。”老周递给他一支烟，说：“不是我们好，是你们该醒醒了。日本国内的人，难道希望自己的儿子死在中国吗？”佐藤吸了口烟，烟雾呛得他咳嗽起来，可他还是点了点头。 临走那天，几个俘虏背着简单的行李，站在村口等车。佐藤突然立正，向老周敬了个礼，说：“谢谢你们，让我们活着看到太阳。”老周回了礼，说：“记住，以后别再拿枪对着中国人了。”车开动的时候，佐藤从车窗里探出头，挥舞着帽子，直到看不见为止。 后来，老周听回来的同志说，佐藤回到日本后，在东京的一所小学当老师，经常给学生讲他在中国的经历，说“中国人是善良的，战争是罪恶的”。老周听了，把烟蒂掐灭在土里，望着远处的山峦——他知道，这场仗还得打很久，但只要能让更多人明白这个道理，流血牺牲就有意义。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