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5名无辜青年蒙冤入狱，被关押了21年后才无罪释放，令人惊讶的是，5人全部拒绝了国家高额赔偿，他们只有一个要求。 当我们将日历翻到2026年的1月，回望八年前那张摆在安徽涡阳桌案上的《国家赔偿决定书》，上面的数字依然显得烫手：人均290万，总额超一千万。 在皖北的农村地界，这笔钱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豪宅、豪车，意味着几代人不用再看老天爷的脸色吃饭。 但刚从21年铁窗里走出来的周继坤和他的四个兄弟——周家华、周在春、周正国、周在化，看着这笔用7600个日夜换来的巨款，做出了一个让旁观者惊掉下巴的动作：他们把钱推开了。 这帮被岁月碾得满脸沟壑的老男人，拒绝把这笔钱变成养老金。他们要搞一个“正义之光基金会”，专门资助那些还在冤案泥潭里挣扎的人。 这不是什么视金钱如粪土的清高，而是一种近乎惨烈的自尊。如果拿这钱去买房买车，就仿佛承认了那失去的21年青春是一场可以量化结算的生意。他们不接受这种“买断”，因为这场噩梦的起点，本就荒诞得无法用逻辑解释。 时间回拨到1996年8月25日，涡阳大周自然村发生了一起灭门惨案，周继顶家一死四伤。现场干净得令人绝望，没有指纹，没有足迹，更没有凶器。 警方办案的逻辑粗糙得可怕：仅仅因为周继坤等人与受害者家有过“计划生育”方面的矛盾，这五人就被锁死在嫌疑人的席位上。 随后的剧情是那个年代特有的灰暗：五人明明都有不在场证明，搜家也没搜出半点血迹，但在几天几夜的车轮战审讯下，原本的清白被强行扭曲成了前后矛盾的有罪供述。 真正让司法底线崩塌的，不是刑讯逼供，而是一场发生在法庭上的“死谏”。 1998年前后，阜阳中院的合议庭其实早就看出了破绽，内部一致认为证据不足，拟判无罪。但这消息传到了受害者父亲周继顶的耳朵里。这位绝望的老人做出了最极端的选择——他带着农药冲进庭审现场，当众服毒自杀。 这一死，彻底绑架了法律。 原本是一场关于证据的法律审判，瞬间异化成了关于“维稳”的政治审判。敢判无罪吗？死者家属就死在法院大堂里，谁也担不起这个责。敢判死刑吗？证据确实烂得拿不出手，判了就是草菅人命。 于是，安徽高院在2000年做出那个著名的“留有余地”的判决：两个死缓，一个无期，两个15年。审判长巫继成后来也不得不承认，那是为了平息事态硬着头皮判的。这是一种最怯懦的折中：不敢杀人，也不敢放人，就把这五个替罪羊扔进监狱里烂掉。 但周继坤没烂掉。这位曾经的农机站干部，在监狱里活成了两个物种。 白天，他是在流水线上踩缝纫机的劳改犯。晚上，他是死磕刑法典的“囚徒律师”。他没有疯，反而比任何时候都清醒。他利用自己那点文化底子，在昏暗的监舍灯光下，把那份千疮百孔的判决书拆解得体无完肤。 墙内是周继坤的死守，墙外则是一个女人的野蛮冲撞。 陶晓侠，这位性格泼辣的阜阳人大代表，是个敢举报自己丈夫违纪的狠角色。当所有人都劝她别碰这个烂摊子时，她偏偏接过了周继坤从狱中传出的申诉材料。她的豪横劲儿加上周继坤的专业度，终于在铁板一块的司法体系上撬开了一道缝。 2014年，澎湃新闻的一篇报道将这个捂了十几年的盖子彻底掀开。直到2018年4月11日，安徽高院依据刑诉法242条，当庭宣判五人无罪。 那天庭审现场，五个头发花白的男人哭得像个孩子。从1996到2018，错过的不仅仅是时间，更是整个时代的列车。 所以，当你理解了这背后的血泪逻辑，就明白了他们为什么拒绝“拿着钱去享乐”。周继坤出任了那个基金会的主席，周家华管财务，他们像经营下半生的事业一样经营着“正义”。 他们唯一的诉求至今未变：严查当年的办案人员。 这群老头子用最硬的骨头告诉世人：国家赔偿可以弥补肉体的苦难，但正义绝不是一场可以讨价还价的买卖。这笔钱，他们不花，他们要让它变成刺向黑暗的一束光。 参考信息：安徽涡阳“五周杀人案”再审宣判，5被告人蒙冤21年获无罪 2018-04-11 16:19·环球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