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凡是”是什么意思。上世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初，中国政坛出现了“两个凡是”

“两个凡是”是什么意思。上世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初，中国政坛出现了“两个凡是”一词。这是怎么回事，可能好多网友不清楚。 一九七六年那阵子，北京到处是黑纱白花，广播里反复播放哀乐。 领袖离开以后，很多人心里打鼓：接下来往哪儿走，谁说了算，过去那一整套还算不算数。就在这种气氛里，政治口号里突然多出一句硬邦邦的话，后来被概括成“两个凡是”。 这句话的原样子并不长：“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决策，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提法干脆，态度很绝，把对毛主席的忠诚压到最高档。 说白了，就是把话先放死在那儿，亮个立场，让全国人心里有个数。 提出这句话的人，是当时接班的华国锋。 对他来说，这句口号既是向上对毛主席的表态，也是向下对整个党的保证。 很多老干部看着这几个字，心里多少能松一口气，觉得路线不会一下子拐个大弯，自己这些年干的事也不会被马上翻账。 那个阶段，中国正处在一个尴尬又敏感的档口。 一边是多年形成的权威和记忆，一边是堆积已久的矛盾和现实难题。社会需要稳定，经济需要起色，党内又有不少具体政策到底该不该改的争论。 口号里的“凡是”两字，把这些争论往后按了一按。 从表面看，“两个凡是”就是政治态度的再确认，凡是和毛主席关联的指示、决策，一律照着办，不能打折扣。 再细一点看，这等于把毛泽东思想理解成一套已经写死的指示单，把活的理论变成一叠不能随便翻动的老文件。 实际运转中，这句口号成了一把现成的尺子。 很多地方要不要调整政策，干部提拔是不是合适，学术讨论能走多远，经常要先来一句：当年有什么指示，有没有讲过类似的话。 久而久之，大家更愿意去翻旧本子，不太敢站在现实里看问题。 从短期效果看，“两个凡是”确实压住了不小的波澜。领袖刚刚去世，外部环境又复杂，如果内部很快出现大起大落，很可能引出新的动荡。 在这种情况下，用一条极端稳妥的口号把队伍先拢住，对当时的领导层来说，是一招保险的下法。 代价也跟着来了。 现实情况天天在变，很多原有做法已经不太适应七十年代末的中国，可一旦套上“凡是”的框子，想改口、想翻案，都变得非常艰难。 一些本来可以提早推进的调整，被拖着不动，改革的起步也就慢了一截。 更麻烦的是人的脑子。 长期在这种氛围里工作，习惯就变成：宁可照本宣科，也不要多想一步。 对普通群众来说，积极性容易被磨平；对干部队伍来说，创造性被压住，习惯用一句“有指示”把话题盖上，不愿意为新的选择担责任。 一九七八年，局面开始拐弯。 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改革开放这几个字第一次被正式扛起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逐渐写进新的表述中，人们发现，不跳出“两个凡是”的圈子，很多事情根本谈不下去。 在随后的实践里，党内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也慢慢发生变化。 强调继承的同时，更强调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允许对历史上的决策作出区分，看条件、看效果。 原来那种把所有指示一股脑装进同一个口袋里的做法，被越来越多的人视作不合时宜。 伴着改革开放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点点成形。 新的理论强调问题从实践中来，再回到实践里去检验，不再把任何一句话视作永远不能动的“金口玉言”。 对教条主义和僵化思维的警惕，也逐渐写进各类文件和干部教育之中。 华国锋后来辞去党、政、军主要领导职务，这一变化与当年那句口号有多大关系，外界不好简单下 结论。至少可以看出，一个靠绝对化口号凝聚起来的路线，难以陪着中国社会一起走进新的阶段，终究要为现实让路。 关于“两个凡是”的讨论，这些年已经被写进不少研究文章。 有一部分曾被刊登在《求是》杂志，以“中国共产党政治口号发展历程节点”为题，从政治话语的变迁角度加以梳理。 那段从“凡是”到“解放思想”的走向，对后来每一次路线调整都有潜在影响。 很多资料、回忆录、档案解密后再回头看，人们更能体会当年那几句口号分量有多重。 这句当年响彻全国的“两个凡是”，现在再被提起，更多像是一面镜子。敬重历史的人不会轻易抹去它的存在，同样也不会再把任何一句口号抬到不能碰、不能问的位置上。 有人从中读出的是教训，有人从中读出的是提醒：政治可以有口号，脑子不能只剩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