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万多俘虏，黑压压跪在喀什噶尔城下。所有人都在等左宗棠一句话，等一个发落。结果等来三个字：“降者，杀。” 时是1877年岁末，左宗棠站在喀什噶尔的烽烟残垣前，看着这些曾为阿古柏作乱的部众，无声地吐出那三个字。他没再解释，转身回营，拂袖而去。 外界的风声从那一刻起就变了，朝中震动，舆论翻涌，议者皆言“降者不杀”，质疑他违背礼制。但左宗棠并未应声，他记得张格尔叛乱时的教训，也记得这些人曾如何残害百姓。 阿古柏早已死在库车，留下的只是他散落各地的旧部和尚未清理干净的伪政权痕迹。左宗棠一路从兰州西出，踏着风沙和白骨，收复乌鲁木齐、吐鲁番、库尔勒、阿克苏，一路打到叶尔羌，最后攻克喀什。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军事行动，这是对内乱与外敌的双重回应。没有丝毫侥幸，南疆每一寸土地都是用命换回来的。 最难的一仗是收复叶尔羌。西征军沿塔里木盆地东缘行军百余日，昼夜兼程。途中断粮一月，靠掘野菜维生。 副将张曜病中带兵攻城，咳血三日未下阵。城破那夜，百姓点灯万盏迎军入城，老者哭喊：“朝廷终于来了。”左宗棠那晚没说话，只让人记下户口，开仓放粮。 攻入喀什前，军中已有传言，说阿古柏残部意欲诈降，图谋反扑。左宗棠命刘锦棠查验俘虏身份，发现其中竟有浩罕兵头目，曾参与屠城。这些人衣着整齐，面色从容，似无悔意。 左宗棠看后叹道：“不忍杀，是宽容；不该杀，是昏庸。” 但西征也不是一味用刀。早在1875年，左宗棠就上书请求收复新疆。当时朝中有人说新疆地广人稀，难守易失，不如弃之。左宗棠直言反驳：“若弃新疆，甘陕危矣。” 他还拿出一份详尽奏折，说明南北疆粮产、矿产、牧产之丰，称其为“聚宝之盆”。奏折最后一段写着：“此地失则西陲不保，国家不存。” 同年，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他自己带着制器所工匠，从苏州到兰州建火器工坊，又在西安募兵十万。他甚至自掏银两，开设粮台，自负军饷。 兰州起兵前，他将一口黑棺摆进营帐，对全军说：“此役若不克，吾尸即归。” 1879年沙俄拒还伊犁，朝中又有主和之声。左宗棠再度发声，请调西路兵五万再战，称：“事不可忍，辱不可受。” 最后曾纪泽远赴圣彼得堡交涉，《伊犁条约》签成，除少部分地区外，伊犁尽归中土。左宗棠听闻后，只淡淡地说：“还算不辱使命。” 到了1884年，新疆设立行省，清廷批准巡抚治理，自此新疆正式纳入中国十八省体制。左宗棠虽未亲自任官，但朝野皆知，这是他一手促成。 “降者，杀”不是简单的命令，是西征三年、累累白骨换来的决断。他后来被人弹劾“杀降”，上疏申明：“今日不诛乱贼，明日仍遭屠城。” 左宗棠最终未能活到新疆建省那年。他病逝于福州，享年七十四岁。那年，他桌上最后一份奏折，仍是写给朝廷的新疆军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