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薪三千，干七个人的活，求求你们别卷了！ 2025年11月29日，周六早上。32岁的高广辉起床后觉得有点不舒服。 他对妻子说，去客厅坐一会儿，顺便处理一下工作。妻子后来回到客厅，发现他坐在地上。他说自己刚才晕倒了，站不起来，还尿失禁了。 决定去医院。他自己还能换裤子穿鞋，以为住个院就好。他让妻子把电脑带上。他们坐电梯去地下车库。在电梯里，他突然说好像又要晕了，随即倒在妻子身上抽搐。 上午8点58分，急救电话拨出。下午1点，医院宣告临床死亡。死亡原因：呼吸心跳骤停。在医院的病历上，“程序员”被写进了“既往史”一栏，后面跟着“经常熬夜”。 他的手机屏幕在那天不断亮起。上午10点48分，抢救进行中，他被拉入一个新的微信技术群。11点15分，群里有人@他：“高工帮忙处理一下这个订单”。 晚上9点09分，在他被宣告死亡8小时后，一条私聊消息传来：“周一一早有急任务，今天验货不过，要把这个改下”。 那天是周六。但浏览器记录显示，他当天至少5次访问了公司OA系统。企业微信里，前一天下午5点他刚修订过一份共享文档，上面有4项任务的截止日期，就是29日当天。 他以为只是一个需要住院的早晨，所以提醒妻子带上电脑。 翻开他的人生，写满了“努力”二字。童年家境困难，试过捡垃圾去卖。大学在广州软件学院，靠兼职挣生活费。16岁的他在日记里写：“命运和挫折让我慢慢成长”。 他28岁成为部门经理，工位上摆着婚纱照和荣誉证书，桌下备着拖鞋和行军床。他获得过奖杯、编程马拉松奖牌和许多奖状。 妻子几乎每晚都在催他回家。聊天记录里，深夜的对话反复出现。“还没回来吗？”“那我现在开车回去。”“该回家了，不然得凌晨回来了。”“马上到家，飞奔而来。” 猝死前一周的工作日，他最早到家时间是晚上9点38分，最晚是10点47分。有监控记录的11月某个工作日，他到家时间接近午夜。 他解释加班的原因很多：陪客户吃饭、要解两个BUG、有突发情况需要支援。他说，作为管理者，要跟大家一起加班。他曾为公司其他部门的人申请休假，人事问他本人是否需要休，他说：“暂时不用了，目前业务压力比较大。” 他的薪酬结构是“低底薪、高绩效”。基础工资大约3000元，出事前每月到手约1.9万元，税前超过2万元。妻子说，公司薪酬结构就是这么划分的，必须多劳多得。 他一个人承担了相当于六七个人的工作量。除了研发，还要频繁陪同销售外出洽谈、对接项目。每日睡眠只有6到7小时，早上7点出门，晚上11点回家。睁眼的时间基本都在工作，开车通勤时也要接客户电话、开线上会议。 公司提倡“无边界协作”文化，实质是24小时待岗。夫妻间的沟通，从几分钟回复一条消息，变成了上午发，下午才回。 他们正在备孕。但他走了。 如今，工伤认定成了难题。事发在周六，虽然证据显示他当时在处理工作，但认定存在困难。公司已在12月下旬提交申请并被受理。 但家属指出，公司未向人社局提供他11月29日凌晨登录工作系统的后台数据，理由是该数据涉及商业机密。公司提出支付一笔“人道主义抚恤金”，但反复向家属强调，这是公司好心帮助，不是赔偿。 律师评估，如果公司不配合，工伤认定大概率会被驳回。广州市黄埔区人社局表示，此事正在依法依规调查，自受理之日起60天内会作出决定。工作人员说，类似的案件“其实有很多，并不只是一个两个”。 他工位上的屏幕已经暗下。那本《恭喜你当上主管了》，不知是否已经读完。 这件事，你怎么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