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不强奸的日本士兵，大部分强奸完了就杀掉。往往是强奸完后刚一撒手，女人就逃跑，士兵们便从后面向女人开枪……”这是曾见证过南京大屠杀的日本记者小俣行男的回忆。 小俣行男的身份十分特殊，他不仅是日本最大媒体《读卖新闻》的特派记者，更是拥有陆军部颁发的“随军执照”的正式随军记者。 1938年1月13日，他从长崎乘船抵达上海黄埔江码头，开始战地记者生涯。 作为日本主流媒体的记者，小俣行男最初也被军国主义宣传裹挟，认为战争是为了“大东亚共荣”。 然而南京城的亲眼所见彻底击碎了他的幻想，他后来在《日本随军记者见闻录》中坦言，南京的四十天让他明白，所谓的“文明之师”早已沦为披着军装的野兽。 更难得的是，小俣行男在日军内部普遍沉默的环境中保持了记录真实的勇气。所有记者都接到明确指令，禁止报道日军暴行，只能宣传“皇军的英勇”。 有同行因偷偷拍摄焚烧尸体的照片，相机被砸毁并关禁闭三天，而小俣行男将记录暴行的笔记本藏在相机包夹层，明知可能被送军事法庭也要保存真相。 他明确指出，日军进入南京城后，将老百姓一个不留地从家中赶出，集中到中华门旁的“难民区”。 当时沦为俘虏的中国军人达10万之众，部队曾向司令部请示如何处理俘虏，得到的回复是“适当处分”——这实际上是日军一开始就确立的处决方针。 屠杀的效率令人震惊。小俣行男记录，中国俘虏被带到下关长江边进行斩首屠杀，第一排被杀后，第二排将尸体抛入江中，然后自己排成一排被砍头。 如此循环，从早到晚一天仅能杀2000人。第二天日军改用两挺重机枪组成交叉火力网进行更大规模屠杀。 小俣行男还目睹了一次个性化屠杀的残酷细节，日军抓住六名中国百姓让他们跪在坑前，军曹拔出军刀，抓住最右边人的头发，手起刀落使头颅飞了出去。 随后其余五人都以同样方式被杀害，整个过程中日军冷静得如同进行日常训练。 小俣行男的分析直指暴行根源，他认为日本士兵被一张红纸征召起来充当侵略工具，加上军国主义灌输，形成蔑视其他民族的观念，因此屠杀、虐待中国人在日军中被视为“理所当然”。 日本战犯田中隆吉曾向记者坦言：“坦率地说，我们看待中国人的观点截然不同。你把中国人看作是人，而我把中国人当成猪，无论怎样处理都可以。” 小俣行男的证言与国际证据完全吻合，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内，美国传教士魏特琳在日记中记录：1937年12月一天内有17名妇女被拖走，最小的才12岁。 拉贝先生的钢笔在“被抢走的妇女”一栏反复涂改，从500人加到800人，最后只能画省略号。试图用红十字旗护住平民的西洋人，终究挡不住日军踹开大门的军靴。 2025年12月，徐州高一学生于聍鹏捐赠的日军中尉信件显示，一名叫“山川”的日军军官在1937年12月18日寄往日本的家信中，轻松地提到在南京发现“最贵的麻将”并准备作为特产带回。 幸存者的证言与小俣行男的记录相互印证。夏淑琴的经历尤为悲惨：1937年12月13日上午，一队日本兵闯入她家新路口5号的住所，射杀了房东和她的父亲，母亲和怀里1岁的婴儿也遭杀害。 她本人被捅三刀后昏死，醒来后发现与4岁妹妹在尸体旁度过了14天。 战后，夏淑琴成为战后第一个赴日控诉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幸存者，1994年，她与时任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一起赴日本进行交流，做了近20场控诉日军暴行的证人发言。 当日本右翼势力污蔑她为“假证人”时，她毅然提起诉讼，并在2009年获得日本最高法院的胜诉判决。 小俣行男也在战后顶住右翼势力威胁，将战地日记整理出版。他晚年指着泛黄的日记说：“我记录下这些，不是为了仇恨，而是为了提醒后人，战争会把人变成魔鬼，永远不要让这样的悲剧重演。” 幸存者逐渐凋零使得小俣行男等见证者的记录愈加珍贵，截至2025年12月，登记在册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仅剩24人，2025年以来，已有8位幸存者相继离世。 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否认历史的行为从未停止，他们修改教科书中的“南京事件”，质疑遇难人数。 然而，他们无法解释为何国际红十字会当时收到的掩埋记录超过19万份，无法解释安全区里的血迹为何十年都洗不净。 美籍华人鲁照宁捐赠的1938年11月22日出版的美国《瞭望》杂志，刊登了题为“杀人为乐”的报道和4幅揭露侵华日军暴行的照片。 南京大屠杀过去88年，登记在册的幸存者仅剩24人，随着亲历者凋零，小俣行男这样的第三方见证愈发重要。 历史的真相不会因时间而褪色，小俣行男的笔记、幸存者的伤疤、纪念馆的姓名墙，共同构成无法抹去的记忆网络。 在当今复杂国际形势下，这些记忆提醒我们：维护和平需要勇气，而直面历史是这份勇气的第一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