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夜里警车引擎盖上的冰越结越厚，老王用钥匙在上面划出最后一条搜索线。淮河大坝的雪已经没到小腿，手电筒光柱扫过去，只有被风卷起的雪粒子在跳舞。他第三次经过那个雪坑，坑沿的积雪塌了一块，露出半截冻得发青的手指。 三十公里外的出租屋里，老陈把手机贴在暖气片上烤。屏幕上显示着23个未接来电，最新一条短信还停留在“我去坝上走走”。床头柜抽屉拉开一半，露出药盒上“氟西汀”三个字。他抓起车钥匙冲进风雪，轮胎在结冰的路面打滑得像醉汉。 凌晨四点，老王的手套早就湿透了。他弯腰去捡雪地里闪光的物件，发现是个正在振动的手机。来电显示“老公”两个字在冰壳下面模糊地亮着，像快要熄灭的炭火。身后突然传来咯吱咯吱的踩雪声，有个男人喘着粗气问：“警官，我老婆的围巾是不是红色的？” 急救车的鸣笛刺破雪幕时，老陈的棉鞋已经冻成了两块冰坨。他看见民警们从雪坑里挖出一尊人形冰雕，睫毛上的冰碴折射着蓝红交错的警灯。有个小警察突然喊：“她手指动了！”老王扯开自己的警服裹住那具冰壳，这时一板铝箔包装的药片从老陈兜里滑出来，在雪地上烫出几个小坑。 医生后来盯着监护仪说这是个双重奇迹。体温26度的心脏重新跳动，和抗抑郁药说明书上那句“起效需要4-6周”，在同一个雪夜被推翻。老王在晨会上汇报时总强调那通电话的重要性，只有老陈知道，妻子手机最后百分之三的电量，撑过了零下十五度的八个小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