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季羡林的妻子彭德华去世，要4万丧葬费。季羡林对儿子说：“我出2万，你出2万。”，没成想，儿子季承却暴跳如雷，拒绝道：“我一分钱也不会出，这4万是你欠她的。”季羡林大怒道：“我要和你断绝父子关系！” 季羡林生于1911年山东省临清县一个贫困家庭，早年生活条件艰苦。他从小寄住在叔父家，接受基础教育，展现出学习天赋。1923年考入济南山东省立第一中学，之后于1930年进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主修德文。1935年赴德国哥廷根大学攻读印度学，专注于梵文和巴利文研究。1941年获得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在北京大学任教，创建东方语言文学系。他掌握多种语言，包括德文、英文、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共12种，著述涉及印度史、中印文化交流等领域，被誉为国学大师。他的学术贡献包括翻译大量古籍，推动东方学在中国的学科发展。 季羡林的婚姻于1929年通过包办形式完成，当时他18岁，娶比自己大4岁的彭德华。彭德华仅有小学文化程度，主要从事家务劳动。季羡林在德国求学期间，彭德华独自在济南抚养两个孩子，维持家庭生计。季羡林回国后，将精力投入学术研究，对家庭事务参与较少，导致夫妻关系淡薄。季承生于1935年，主要由母亲彭德华抚养，长大后进入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成为高级工程师。父子之间缺乏深入交流，关系始终保持距离。 彭德华去世于1994年，当时丧葬费用达到4万元，这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属于较大数额。季羡林建议与儿子季承各承担一半费用，季承拒绝，认为这笔费用应由父亲全额支付，因为父亲对母亲的长期忽略积累了债务。季羡林对此反应强烈，提出断绝父子关系。这次争执源于家庭内部长期存在的矛盾，季羡林专注学术生涯，而忽略了家庭责任，季承对父亲的这种态度积累不满。事件发生后，父子关系进一步恶化。 冲突导致父子间长达13年未有直接接触，尽管两人均在北京居住，住所距离不远。季承在这一时期通过中间人保持间接联系，如节日时托人送去家乡特产。季羡林继续其学术活动，参与研究和教学，但家庭问题影响了他的个人生活。季承在公开文章中表达对父亲的看法，指出父亲在家庭方面的不足，如孤僻和对亲情的吝啬。季羡林在私人记录中偶尔提及对家庭的歉意，但未采取主动和解步骤。 2008年，季羡林97岁时因健康问题入住301医院。季承此时73岁，刚有新生儿。他决定探访父亲，携带婴儿前往医院。这一举动标志着双方关系的转折，季羡林接受了和解。次年2009年，季羡林以98岁高龄去世。季承随后整理父亲遗物，包括日记和书籍，出版了记录父子关系的著作《我和父亲季羡林》。这部书详细叙述了家庭矛盾的起因和发展过程。 季羡林的学术生涯贯穿20世纪中国教育和文化领域。他早年从贫困背景起步，通过勤奋学习进入高等教育体系。在清华大学期间，接触西方文学和语言学，奠定国际视野。赴德留学期间，系统掌握东方语言学知识，回国后在北京大学推动相关学科建设。他的著作包括《中印文化关系史》、《糖史》等，涵盖文化交流和历史研究。这些作品基于大量文献考证，促进了中外学术对话。 家庭方面，季羡林的包办婚姻反映了当时社会习俗。彭德华作为家庭支柱，承担了大部分家务和育儿责任，而季羡林的长期缺席加剧了情感疏离。季承的成长环境中，母亲的影响远大于父亲，这形成了他对父亲的特定认知。丧葬费事件并非单纯经济问题，而是家庭责任分配的争议点。季羡林视学术贡献为家庭间接支持，季承则强调直接关怀的缺失。 事件后13年的疏离期，双方各自生活。季羡林在北京大学校园内继续工作，参与学术会议和出版。季承在中科院从事科研，专注于高能物理领域。间接联系通过熟人维持，避免完全断绝。季承的文章公开了部分家庭细节，引发外界关注。季羡林的日记记录了个人反思，但未公开表达。 2008年的医院会面改变了局面。季承的主动访问促成和解，季羡林在病榻上与儿子和孙子互动。2009年季羡林逝世后，季承处理后事，并通过出版物保存父亲遗产。这部书成为了解季羡林家庭面的重要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