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迟到四年的正义，一个难以愈合的伤口！3人性侵12岁女孩警方不予立案…… 2021年盛夏，甘肃临夏12岁的肢体残疾女孩小燕（化名），因一次离家见网友的决定，坠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她被3名男子多次性侵，而本应守护正义的执法机关，却在3天内草草作出“无犯罪事实发生”的不予立案决定。 直至媒体曝光引发舆论海啸，这场被漠视的侵害才得以重审，最终4名施暴者获刑6至15年，12名公职人员被问责。但当2025年12月甘肃省检察院维持对办案民警的渎职不立案决定时，不禁让人愤慨：迟到的正义虽到，可那个破碎的生命、暴露的制度漏洞，真的得到了弥补吗？ 根据《刑法》第236条及四部门关于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奸淫不满14周岁幼女的，无论是否“明知”年龄，均构成强奸罪，其中不满12周岁的被害人更是直接推定行为人“明知”。而临夏警方初期却以“难以证明嫌疑人明知小燕未满14岁”为由不予立案，完全背离了“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司法原则。 更令人痛心的是，警方调查存在明显疏漏：未提取关键手机数据、忽略受害者身上的反抗伤痕，这种粗放的执法不仅让施暴者险些逃脱制裁，更让小燕错失了及时的心理干预时机。 尽管后续司法纠正了这一偏差，施暴者依法获刑，但家属对办案民警（时任刑侦副大队长马某等）的渎职控告，最终因“非个人主观故意”“未达渎职罪标准”被驳回。检方的理由看似符合法律条文，当《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要求国家机关“立即受理、处置”侵害未成年人的控告时，3天草率结案、关键证据遗漏的行为，难道仅仅是“工作疏漏”？ 比起施暴者的刑期，小燕的现状更让人揪心。案发四年来，这个本该在校园里无忧成长的女孩，始终被创伤与歧视包裹：多次自杀未遂（喝农药、割腕），被确诊重度抑郁需长期服药；在校期间遭受“怀过孕”的恶意造谣与霸凌，2025年11月被迫休学；而她的家庭早已支离破碎，生母失踪、父亲精神残疾，只能依靠叔叔马建强艰难抚养。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未成年人遭受侵害后应获得及时的心理干预与社会救助，但小燕却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独自承受创伤。这种保护缺位并非个例，类似山东HPV感染案暴露出的强制报告制度失效，让许多未成年受害者在沉默中被二次伤害——学校未察觉异常，医疗机构未主动报告，本应织密的保护网，在基层却出现了致命的缝隙。 更值得反思的是基层执法对法律条文的僵化理解。四部门意见明确规定，对于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被害人，可通过“身体发育状况、衣着特征”等推定行为人“明知”年龄，小燕12岁4个月的年龄、肢体残疾的特征，本应成为关键依据，却被警方忽视。这背后，是“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在基层执法中的弱化，是对未成年人特殊、优先保护的制度要求落实不力。 临夏案给我们留下的，不应只有愤怒与惋惜，更应是对未成年人保护体系的深刻重构。 《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一条便开宗明义：“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当执法者坚守底线、制度衔接无隙、社会形成合力，才能让每一个孩子都不必在黑暗中独自哭泣，让“最有利于未成年人”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触手可及的安全感。 愿小燕的遭遇成为最后一例被漠视的侵害，愿所有未成年人都能在法律的庇护下，自由、安全地长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