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军事科学院副政委钟期光上将因病瘫痪，他的两个儿子打算参军却屡遭拒绝。无奈之下，两人只能求助父亲的老战友粟裕。得知情况后，粟裕表示：“你们的事包在我身上。” 钟期光出生在湖南平江一个普通地方，早年读中学就接触到一些进步想法，参加过学生运动。毕业后没去大城市闯荡，反而留在乡下教小学，顺带办农民夜校，教大家识字，组织点农民活动啥的。那个年代，农村人日子苦，他这么做也算有点担当。没多久，他就投身革命，加入中国工农红军，从基层干起，一步步当上秘书长，负责政治工作。抗日战争打响后，他在新四军第一支队任政治处主任，那时候就开始和粟裕搭档，一个管军事指挥，一个抓政治保障，两人配合得挺默契，在苏南敌后破坏日军运输线，阻击京沪铁路啥的，贡献不小。 粟裕呢，湖南会同人，早年也参加红军，仗打得猛，脑子活，从游击战到大兵团作战，一路积累经验。两人真正熟起来，是在苏南水网地区打游击那会儿。钟期光管部队思想动员，粟裕负责战术布置，两人商量事的时候，总能把部队捏合成一股绳。1945年天目山那几次反击战，粟裕指挥部队主动出击新登，钟期光确保战士们士气高涨。部队冲锋时，顽军反扑，战士们撤退伪装败兵，丢下些破衣烂鞋迷惑敌人，然后突然反杀，围歼敌师。战役结束后，两人一起总结经验，推动新四军在苏浙地区站稳脚跟。 新中国成立后，两人先后调到军事科学院，钟期光先当军事学院政治部主任，后来升副政委，粟裕也过来负责一些军事理论研究。那个时候，国家刚解放，军队现代化建设起步，他们俩没闲着，兢兢业业搞教学，编教材，推动部队从游击式转向正规化。钟期光特别注重政治教育，强调官兵一致啥的，影响了不少年轻军官。粟裕则侧重战略战术，写了不少文章分析过去战役。两人工作之外，关系还像老哥们儿，逢年过节两家聚聚，回忆当年打仗的事，挺接地气的。钟期光有次提到，天目山那回要不是粟裕经验老道，拉他一把，估计就交代在那了。 钟期光身体本来硬朗，战场上风里来雨里去都没事，谁知在科学院工作时，出问题了。1972年，他突发脑血栓，虽然抢救及时保住命，下半身却瘫了，再也站不起来。曾经指挥大部队的老将，突然就得靠家人照顾日常生活，这变化来得太快，让人感慨。那个年代医疗条件有限，瘫痪后他没法继续上班，但脑子还清楚，总想着国家军队的事。他的两个儿子，从小耳濡目染父亲的军旅经历，自然也想投身军队，继承这份责任。兄弟俩年纪到了征兵时候，填表递申请，本以为顺理成章，谁知道一连几次被退回。 征兵那边卡得严，因为钟期光过去有些经历影响，具体说来就是审查环节过不去。兄弟俩不死心，四处找父亲的老同事帮忙。有的人一听来意，就摇头说帮不上；有的干脆不见面，避着走。那个时候，人情冷暖见得多了，两人跑了好几趟，碰壁不少。失望归失望，他们也没办法，只能继续想辙。最终，兄弟俩把希望寄托在粟裕身上，毕竟父亲和粟裕的交情摆在那，不是一般战友。 粟裕听说情况后，直接表态帮他们办。钟期光的功劳他最清楚，从红军时期到解放战争，钟期光负责政治工作，帮部队稳住阵脚，立下汗马功劳。粟裕觉得，作为革命后代，儿子们参军是应该的，不能因为父亲的事耽误。粟裕亲自出面，给相关部门打电话，讲明钟期光的贡献，要求批准入伍。有了他这层担保，征兵办那边才松口，放行申请。兄弟俩就这样顺利入伍，进了部队，开始军营生活。 钟期光晚年虽然行动不便，但国家没忘他。1977年，他出任军科院顾问，继续发挥余热。1982年，当选中顾委委员，算是对他一辈子贡献的肯定。1991年5月，他在北京去世，享年83岁。粟裕比他早几年走，1984年逝世，两人一生并肩战斗，友情延续到最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