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艳芳这信托基金，真是把人心研究得很透！2003年她去世后，遗嘱写得非常清楚，母亲每个月领7万港币生活费，后来因为通胀涨到了25万港币，一年300万够不够用？可梅妈覃美金就是不满足，一次又一次地打官司，想把全部遗产都拿到手。 当年梅艳芳病重时，她很清楚自己的家人会面临什么。她怕一旦把遗产全数给家人，钱很有可能很快花光，最终父母反而会陷入窘境。 为了预防出现最坏的情况，她没有像别人那样直接分掉家产，而是选择了通过信托公司替她管理钱，把每月定额的生活费给母亲，其余的钱做了妥善安排。 还为侄子侄女上学留了专项资金，甚至还想着老朋友。她还规定将来妈妈不在了，剩下的钱一分不留，直接捐出去。 本以为这样“滴水不漏”的安排能让家人安安稳稳度过余生，但覃美金怎么都不服气。她觉得自己理应可以一次拿到全部嫁妆，由自己来安排花销，不想每月有限度地“领钱”。于是，她不断把信托公司告上法庭，请律师帮忙，希望推翻女儿用心良苦定下的规定。 但每次官司，最终的判决都是维持原信托，所有条款滴水不漏。多年下来，老人家想一次性掌握女儿所有资产的愿望从未实现。 这边官司不断，那边生活照旧，信托账户里的钱每月都会准时转到覃美金名下。虽然生活基本无忧，不过为了打官司、请律师、还要维持以往的生活习惯，时间久了，老人不得不不断变卖梅艳芳生前留下来的纪念物。 有些本应属于女儿记忆和荣誉的东西，被一件一件拿出来换钱。这些举动，让梅艳芳和家人之间本已复杂的感情又添了裂痕。 对外人看，这就是金钱惹的祸。但知根知底的人明白，这不仅是钱的问题，更是控制权与自由的问题。每个月固定给的生活费虽然保证了老人的基本生活，但也等于余生都被女儿“遥控”着。 对老一辈来说，这种被安排的感觉，有时比缺钱更让人难受。所有诉讼和不断争取，不只是钱，是想把生活的主动权拿回来。 而梅艳芳会做这样的安排，也不是没有来由。她的童年就是为家人打拼的过程，长大后所有的重担全落在她一人肩头。 她做的每一个决定，其实都希望亲人长远安稳，不想把钱一下分完，大家反而落得两手空空。 她觉得自己不在了，只有提前为可能发生的一切埋好“保险绳”，才能让母亲和家人避免走弯路。 表面上看，每年都有大笔钱到账，生活似乎无忧，实际上家人之间谈钱色变，距离越来越远。本来是想以理性方式让家人享受长期的平稳，但现实却是因为这笔钱不断打官司，亲情一天比一天淡。 梅艳芳的信托是为了让财产保值，也希望家庭免于被金钱的洪水冲垮。可她最怕的亲情因为金钱走向混乱，到头来还是因为这份过于理智的“爱”变得紧张。 法院维护的是合同，无法填补亲情的缺口。亲人要什么，往往不是钱的多少，而是想牢牢抓在自己手里的“决定权”。 将信托制度运转成梅艳芳离开后唯一有权说话的话事人，可能也让世人见识到大额财富带来的背后问题。她本想做好防守，把风险降到最低，却无法阻挡母女因金钱反复争执甚至陌路。 金钱变成了家人之间最大的话题，甚至原本最该被珍惜的回忆，也成了换钱的筹码，这样的伤害不仅仅是缺乏和气那么简单。 即便如此，回头看曾经的慎重安排，也不得不承认，梅艳芳最终还是把清冷的信托当成了保护母亲一生的靠山。 她宁愿面对家人不理解，宁愿让自己被抱怨，也不愿让母亲掉进一时痛快之后的苦日子里。那些规矩严明的条款，背后是她咬牙托底的孝顺与不舍。 在这个现实故事里，钱和亲情较量多年，没有赢家也没有输家，只剩下了年月中冷冷的信托合同和每月准时汇款。 我想，如果梅艳芳没有选择信托而是空手把钱给家人，会不会真有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