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广州沦陷后，两名帮日军“办事”的女人留下了这张耻辱的照片。镜头下，两位女子面色圆润，身强体壮，面带微笑坐在板凳上，她们的手臂贴着狗皮膏药袖章，身后还站着几名拿着刺刀的日军。 照片中的其中一人叫小红，原名黄玉贞，老家在番禺。她在沦陷前是一家茶楼的跑堂，靠着手脚勤快混口饭吃。 小红原本有个弟弟，在第七战区的游击队，1938年日军南下时为掩护群众转移死在越秀山下。家破人亡后，小红流落街头，一度靠给日本宪兵队洗衣维生。 起初她抗拒，但后来却接受了一个军曹的建议，登记成为“维持会”协助人员。所谓“协助”，就是收集街头巷尾的小道消息，有时也跟着便衣宪兵去“认人”。 小玲原名钟美兰，是越秀一带小有名气的药材铺女掌柜。广州沦陷那几天，她的铺子被洗劫一空，丈夫下落不明。 钟美兰并不一开始就“办事”，而是因在一次路检中被搜出旧抗日传单，被日军带走。她在宪兵队被扣押数日，据说后来主动交出了几位昔日朋友的藏身之处，才得以释放。 之后，她就频频出现在“治安维持会”的会议里，成为日军在越秀的线人之一。 1939年，广州的“维持会”改组，由陈公博控制的汪伪政权派人接手，小红和钟美兰的身份也逐渐坐实。她们戴上了象征身份的狗皮膏药袖章，公开协助日军搜捕抗日志士。 她们提供的几条情报，导致一批地下交通站成员被捕，这也成了她们被广州百姓彻底唾弃的转折点。 有一次，小红去西关买米，被店主认出身份，当场撵出门外。她面无表情地走出来，但转身那一刻眼角发红。钟美兰更直接，在昌岗的菜市场被人指着鼻子骂“卖国贼”，她抬起头硬撑着，却不敢多言，快步离开现场。 她回家后把门窗钉死，几日不出门。 战后1945年，国民政府在广州设立特别法庭清算汉奸。小红与钟美兰的名字不在初审名单内，据说她们在日本投降前就已躲入番禺乡下。 但风声很快传来，她们被村民认出后赶出村外。钟美兰试图东躲西藏，几个月后被人检举，被捕后交由广州市公安局处理。 档案记载，因证据不足未予起诉，但她再未出现在公开场合。 小红的下落无人确切知晓，有说她去了海南，也有说她病死在增城一带。直到1950年代，还有人在中山八路见过一位似她模样的妇人，拄着拐杖，一言不发地沿街行走。 她们的一生，定格在那张照片里。有人说她们是恶人，也有人说她们是可怜人。但无论如何，在民族危亡的时代，留下与侵略者同框一笑的画面，本身就是一道无法回避的伤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