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63师抓1000多名越军俘虏，许世友让边贵祥释放俘虏，边贵祥拒绝：“坐牢也好，杀头也罢，反正这些俘虏不能放！” 命令是从东线指挥部直接传到前沿的。边贵祥当时正在同登以南的临时指挥所里，桌上摊着的是当日伤亡统计和弹药消耗表。 数字并不抽象，每一行后面都是一个熟悉的名字。163师自2月中旬越境作战以来，连续攻坚，同登、鬼屯炮台、谅山外围，几乎没有喘息的间隙。 抓获的大批越军俘虏，是在反复拉锯中一点点累积起来的。 边贵祥没有立刻回话。他先让参谋把前一晚的战斗经过重新报了一遍。就在不久前，127团6连在清剿残敌时，遭遇假投降的越军突然开火，17名官兵当场牺牲。 类似的事情并非孤例，卫生队押送战俘途中被反扑，全队阵亡的情况，前线并不陌生。边贵祥记得很清楚，这些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甚至牺牲者的籍贯。 很多人只看到边贵祥在电话里的强硬，却忽略了他为什么会这样判断。这个判断并不是战场情绪的爆发，而是长期经验的累积。 早在十多年前，1967年到1968年间，边贵祥曾以中国军事顾问身份赴越南北方，参与援越抗美工作。那时的任务是教越军构筑阵地、防空隐蔽、丛林条件下的班排协同。 他与越军军官朝夕相处，对对方的战术习惯和纪律状况并不陌生。 正因为了解，才更清楚风险。 1978年底开始，越南在中越边境制造冲突，排华事件持续升级。边贵祥在国内听到的情况，与当年在越南见到的，已经完全不同。 1979年开战后，他在战场上亲眼看到我方被俘人员的遗体状况，也看到了越军阵地里散落的宣传品，上面点名悬赏他的名字。这些信息不断叠加，让“释放俘虏”在前线变成一个现实问题，而不是原则口号。 时间往前推，边贵祥对“代价”二字的理解，比很多人更早。抗日战争时期，边贵祥十几岁就参加战斗，在华北地区跟随部队进行游击作战。 一次遭遇战中，边贵祥负伤失去左眼，却没有离开战斗岗位。后来在解放战争中，从平津到辽沈，他多次负伤，弹片留在体内，医生明确告知不能取出。 这些经历并没有被他当成勋章，而是当成必须记住的教训。 1979年2月出征前，边贵祥下令在边境线我方一侧挖掘墓穴。这道命令在当时引起不小议论，但163师的干部都明白，这不是作秀，而是对战局的清醒判断。 进攻谅山外围时，鬼屯炮台的工事极其坚固，步兵只能靠近爆破，很多战士在冲锋中牺牲，遗体难以完整运回。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战俘的处置不再是抽象的纪律问题，而是直接关系到部队安全。 当通信员再次催促回电时，边贵祥才明确表态。边贵祥提出的理由并不复杂：前线环境复杂，越军多次假投降，集中释放存在重大隐患。 他表示愿意承担一切后果，但不同意就地放人。随后，163师政委温庆将这些意见整理成书面报告，从战场实际、历史教训和可能风险三个方面进行说明，逐级上报。 许世友作为东线总指挥，需要考虑的不只是战术层面，还有国际舆论和整体撤军安排。双方的立场并不对立，只是所处位置不同。 前线看到的是血迹未干的阵地，指挥部看到的是全局节奏。正是在反复权衡后，决定对这批俘虏实施集中看押，押回国内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