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留下的是五千亿斤粮食，五百万吨棉花，二十多亿美元，六百多吨黄金，还有两万多公里的铁路，一百多万公里的公路，八万多座水库，无数的矿山和油田。 “毛主席留下的是五千亿斤粮食，五百万吨棉花，二十多亿美元，六百多吨黄金，还有两万多公里的铁路，一百多万公里的公路，八万多座水库，无数的矿山和油田。”这串数字摆在眼前，很像一份国家版的家底清单。 今天人们坐着高铁刷着手机下单，快递顺着公路、铁路送到家门口，很少往前追问一句：这些路是从哪一年哪一锹土开始起的头。 往前掰一掰指头，一九四九年新中国刚站起来那会儿，全国粮食总产量才一亿多吨，工厂稀稀拉拉，像样的现代工业不多，铁路两万多公里、公路不到八万公里，地图上一画都是断断续续的，国家那时就是一个“一穷二白”。 不到三十年，账面变了样。 粮食总产量涨到快三亿吨，仓里码的是五千亿斤粮，棉花攒出五百万吨的规模。 不是老天突然心情好，是修出来八万多座水库，挖出来几百万口塘坝，田里有了水，庄稼有了底气，农民的饭碗稳当多了。大坝刚拦河的时候，年轻人往水里跳，老乡在岸上敲锣打鼓，就是那种“靠自己把天改一点模样”的劲头。 工业这边，变化更猛。 一九四九年成套设备都要进口，到一九七六年前后，国有企业已经有十多万家，从螺丝到大机床都有了影子，汽车能自己造，飞机能自己试飞，原子弹也咬着牙搞出来。 大庆油田、胜利油田一口口打下去，石油喷出来的时候，工人激动得在泥浆里打滚，中国“贫油国”的帽子就在那阵风里给甩了。工业总产值追上英国、法国，和西德的差距拉近，世界第六大工业国这个位置，是从车间里一点点抠出来的。 路网像一张越铺越密的网，把这些东西串了起来。 铁路从两万多公里拉到五万多公里，公路从不到八万公里拱到一百多万公里，内陆小城头一次听到火车汽笛，山沟里的集镇也有了出山的班车。改革开放往后冲的时候，踩在这张织好的网面上，货能跑，人能流动，沿海和内陆不再是两重天。 再往高处看，是“两弹一星”。 一九六四年戈壁滩上一声巨响，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一九六七年氢弹过关；一九七〇年，“东方红一号”卫星绕着地球唱歌。科研条件挺寒酸，很多计算靠算盘，设备拆了又装、装了再拆，自力更生四个字挂在嘴上，也压在肩上，这几样东西撑起安全感，也托住后来国防、航天继续往上爬的台阶。 物质家底往外看得见，精神家底得靠人。 一提雷锋，脑子里蹦出来的画面，就是那个笑眯眯的年轻战士，帮老大娘扛行李，给战友补袜子，把省下的钱寄给更需要的人，那句“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到现在还挂在学校、机关的墙上。 王进喜，人送外号“铁人”，在大庆油田往井里跳、拿身子压井喷，零下几十度的风刮在脸上，照样抡铁锹，他那句“宁可少活二十年，也要拿下大油田”，听着有点狠，那代工人就是这么较真。焦裕禄在兰考对付风沙、内涝、盐碱“三害”，查风向、探沙丘、带头种树修堤，身上带病也不肯离开一线，百姓记住的是那个裤腿总是沾着泥的县委书记。 这些名字，在许多场景里被提起。抗洪抢险的堤坝上，防疫一线的病房里，年轻人扛着沙袋、穿着防护服，嘴里喊的口号变了，骨子里的那股劲头很熟，都是从雷锋、铁人、焦裕禄走过来的路。 说回毛主席本人。 中南海的书房，是他在意的“私产”。 书架挤得满满当当，书上写着密密麻麻的眉批，有的是对古代典籍的琢磨，有的是对现实政策的推敲。 睡觉穿的那件旧睡衣打了七十三个补丁，补丁叠着补丁，也舍不得丢。日常开支算不上宽裕，工资和稿费交给党组织统管，不留存款、不留房产，子女没有继承一大笔钱，倒继承了一身清简习惯。 国家账本撑得越来越厚，个人抽屉里却空落落，这样的反差，在今天看有点“反常”。 正因为把自己从利益分配里抽出去，视线才长久盯在粮食、工业、科技这些硬杠杆上。 粮食从一亿多吨涨到近三亿吨，背后是把“饭碗”扣在中国土地上；十多万家国有企业和成体系的工业门类，把“缺啥都得进口”的局面一点点扭过来；两弹一星让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不必仰人鼻息；铁路、公路、水库这些基础设施，撑过后来一个又一个发展高峰。 但这些家底摆在那儿，数字冰凉，分量不轻。 五千亿斤粮食、五百万吨棉花、二十多亿美元、六百多吨黄金，可以写进统计年鉴；雷锋、王进喜、焦裕禄的故事，写进教科书，也写进很多普通人的心里。 物质和精神两本账叠在一起，拼出了从“一穷二白”到“有点家底”的那段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