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北大才女王承书吃完饭后，像往常一样去了实验室。谁知这一走，却像人间蒸发了一般，丈夫因找不到她，差点翻遍了北京城。10多年后，儿子打开门，发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定睛一看，却是消失了多年的母亲。 那个傍晚的北京，暮色有些朦胧。丈夫张文裕回到家时，饭菜还在桌上温着，实验室的同事却说王承书下午就不见了踪影。他跑遍北大校园，问遍所有熟人，甚至联系了派出所，得到的回应只有茫然的摇头。一个活生生的人，仿佛被夜幕彻底吞没，连一丝痕迹都没留下。 其实那一刻，王承书正坐在一列西行的绿皮火车上。窗外是飞速倒退的华北平原，她手里攥着一封绝密调令，上面只有简短的一行字：“即日起参加代号‘02’工程，断绝一切社会关系。”为了这句话，她连一张字条都没敢留给丈夫和孩子。 许多人不知道，这个消失在北京胡同里的女学者，曾经耀眼得令人侧目。她是燕京大学物理系的天才少女，是密歇根大学破格录取的博士，师从国际权威乌伦贝克教授研究气体动力学。 新中国成立那年，她和丈夫放弃了美国的优渥条件，把书籍资料装进十几个大木箱漂洋过海。有人问她为什么回来，她说：“老家的大门重新打开了，游子不该回家吗？” 但她没想到，“回家”的路会这样曲折。六十年代初，苏联专家突然撤离，中国的核工业陷入僵局。钱三强找到她时面色凝重：“承书同志，国家需要你转行研究铀同位素分离。”这意味着她要放弃钻研二十多年的统计物理，闯入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她只沉默了三分钟：“我愿意。” 西北荒漠的试验基地，条件比想象中更艰难。住的是干打垒土房，喝的是苦咸水，冬夜裹着棉被还能听见狼嚎。最煎熬的是保密纪律——不能写信，不能通电话，所有寄往北京的信件都只能写“XX信箱”。有一次她在戈壁滩上远远看见一个穿蓝色工装的身影，背影像极了丈夫，追出去好几里地才发现是错觉，坐在沙丘上哭了整整一夜。 她负责的是气体扩散法分离铀-235，这是制造原子弹最核心的技术之一。公式推导、设备设计、参数验证，成千上万的数据像山一样压过来。 同事记得，王承书的计算本总是密密麻麻，算错一个数就要推倒重来，草稿纸能铺满整个篮球场。她常说：“咱们的原料太宝贵了，容不得万分之一的浪费。” 1964年10月16日，罗布泊升起蘑菇云的消息传到基地时，整个宿舍区静得出奇。大家默默走到院子里，不知谁先哼起了《歌唱祖国》，渐渐地，所有人的声音汇在一起，在戈壁的夜空里飘得很远很远。王承书背过身去，肩头微微颤动——她终于明白，自己这些年算过的每一个数字，都化作了那朵守护国家的云。 重逢来得猝不及防。1975年春天，北京柳絮纷飞，已经长成小伙子的儿子打开家门，看见一位白发妇女站在台阶上。她提着褪色的旅行袋，眼镜后的眼睛蓄满泪水，试探着叫了一声孩子的小名。 儿子愣了半天，突然冲屋里大喊：“爸！是妈妈！妈妈回来了！”餐桌还是那张餐桌，只是三个人的鬓角都染了霜。张文裕颤抖着握住她的手，发现妻子掌心布满厚茧，指甲缝里还嵌着洗不掉的试剂颜色。 直到八十年代解密，人们才在《当代中国核工业》丛书里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原来那个消失的女科学家，是中国铀浓缩领域当之无愧的奠基者；原来她隐姓埋名的那些年，带出了三代科研骨干；原来她晚年把毕生积蓄全部捐给了希望工程，自己一直住在老旧的单元房里。 有人说这是牺牲，王承书却觉得这是选择。在个人与家国之间，在安逸与艰难之间，她走向了那条更需要她的路。就像戈壁滩上的胡杨林，把根深深扎进贫瘠的土地，才撑起了那片天空的安宁。如今她的照片静静挂在核工业纪念馆里，笑容温婉，目光清澈，仿佛在告诉每一个驻足的人：有些花开在无人看见的地方，却香透了整个时代。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本文部分史实参考自《人民日报》2021年6月刊发的专题报道《“消失”的科学家——记中国铀浓缩技术奠基人王承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