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祝同当师长时，一个连的两排士兵哗变，连长李志超当晚和几个军官打牌，竟然一无所知。旅长带人将李志超押到顾祝同面前，要求将其枪决以正军法。 屋里那盏煤油灯晃得厉害，火苗在李志超苍白的脸上跳个不停。旅长站在旁边，胸口一起一伏的，腰带勒得紧，仿佛一松劲整个人就要炸开。“师座，这种混账东西留着干什么？底下两排人都跑光了，他还在牌桌上摸幺鸡！不毙了他，这队伍往后怎么带？” 李志超被反绑着跪在地上，军装领子扯歪了，嘴唇干裂起皮。他抬头看了眼顾祝同，喉咙里咕噜一声，到底没说出话来。旁边几个参谋眼神碰了碰，又都移开了，这事太烫手，谁也不敢先开口。 顾祝同没接旅长的话茬。他绕过桌子走到李志超跟前，蹲下了。这个动作让屋里所有人都愣了一下。“李连长，”他的声音不高，平平静静的，“昨晚输了多少？” 这话问得突兀，李志超懵了半天才挤出几个字：“二、二十块大洋……” “输得连哨兵换岗都听不见了？” 屋子里静得能听见灯芯爆开的噼啪声。顾祝同站起身，从桌上摸起个搪瓷缸子，慢慢喝了口水。那年月军队里乱，当兵的吃不饱穿不暖，半夜拖枪跑路不是新鲜事。可整整两排人悄没声儿地没了，带头的居然在牌桌上浑然不觉，这事儿传出去，整个师的脸面都得丢光。 旅长又往前踏了一步：“师座！军法十七条明明白白写着……” “我知道写的什么。”顾祝同把缸子搁回桌上，搪瓷碰木头的声响闷闷的。他转过身看着墙上那面青天白日旗，旗子边角已经磨得起毛了。“民国十六年我在蚌埠带兵，手下也有个连长，因为克扣伙食费被士兵绑在树上打。后来怎么着？我罚他挑了三个月大粪，挑完了照样当连长。” 这话说得轻，落在屋子里却有分量。参谋堆里有人轻轻“啊”了一声。那年顾祝同还没当师长，带的是个独立团，闹饷的兵差点把营区掀了。后来他没杀一个人，硬是把事情按了下去，这故事在嫡系军官里传过，真真假假的，今天倒是头回听他亲口提起。 “可这回不一样！”旅长急得额头上青筋都出来了，“这是哗变！是携械潜逃！按律当斩！” 顾祝同终于转过脸来。煤油灯的光从他侧后方照过来，半边脸在暗影里，看不太清表情。“王旅长，你说要正军法。那我问你——那两排兵为什么跑？是因为李连长打牌，还是因为三个月没发饷？是因为长官吃空额，还是因为伤兵躺着等死没人管？” 一连串问题砸下来，旅长张了张嘴，没接上话。 屋子里更静了。窗户外头传来巡逻队换岗的口令声，短促，僵硬，像刀切在冻肉上。那时候的军队就这样，上头拨下来的饷银经过层层盘剥，到当兵的手里能剩几个铜板都是造化。当官的各有各的财路，吃空饷的、倒卖军需的、甚至还有和地方烟馆勾着的，这些事大家心照不宣，可从来没人敢在师部里这么摊开来说。 李志超忽然哭出声来，不是嚎啕，是那种压抑着的、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呜咽。他额头抵着地面，肩膀抖得厉害。“师座……我家里老娘病了，等着钱抓药……昨晚那几个，他们说有一局快钱……我糊涂，我该死……” 顾祝同走回桌后坐下，手指在桌面上慢慢敲着。一下，两下，三下。敲到第七下的时候，他开口了：“李志超玩忽职守，撤去连长职务，编入敢死队。若能活着完成三次突击任务，准予戴罪复职。”顿了顿，又补上一句，“这个月全师军官的新饷，扣三成补发给士兵。从我开始扣。” 旅长眼睛瞪得滚圆：“师座！这……这不合规矩！” “规矩？”顾祝同忽然笑了，笑得有些涩，“要是规矩管用，那两个排的兵会跑吗？”他摆摆手，不想再争，“去查查他们往哪个方向去了。传话下去，愿意回来的，既往不咎。不愿意的……把枪留下，让他们走吧。” 后来有人私下议论，说顾祝同这手太软，带兵不狠镇不住场面。也有人说他是老狐狸，那年头当师长的，哪个手上没几张牌？杀个连长容易，可杀了之后呢？欠饷的事儿能解决吗？吃空额的人会收手吗？倒不如拿个人情，既稳了底下士兵的心，又在军官堆里立了个“体恤”的名声。 不过这话也没全说对。那个李志超后来真进了敢死队，据说在淞沪会战时抱着炸药包炸过日军碉堡，居然三次都没死成。民国三十年在湖北再见顾祝同，已经是个瘸着腿的营副了。这是后话。 乱世带兵，有时候军法这把刀太利，砍下去痛快，却未必能斩断乱麻。顾祝同那晚没杀李志超，或许不是心软，是看得明白，枪毙一个失职的连长容易，可那两排士兵卷走的，又何止是几十条枪呢？那是人心，是这个摇摇欲坠的军队最后一点体面。留个活口，给条生路，有时候比一纸枪决令更难，却也更有分量。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