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1月，张闻天同志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并被允许在肇庆市内参观调查。从这时

1974年1月，张闻天同志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并被允许在肇庆市内参观调查。从这时起，直到离开肇庆止，张闻天同志带病坚持去工厂调查。 那年他已经74岁，矫正视力只有0.2，高血压和心脏病常年缠身，衣兜里总揣着硝酸甘油片。肇庆的湿热气候让他很不适应，住的平房背靠小山冈，庭院里长满青苔，稍不留意就会滑倒。 可接到允许调研的通知时，他立刻让夫人刘英找出那本磨破了封皮的笔记本，第二天一早就出发去了城郊的糖厂。当时的肇庆工业基础薄弱，刚消灭血吸虫病没多久，多数工厂还在沿用老旧设备，糖厂的机器轰鸣声隔着半条街都能听见，对患有心脏病的他来说，每一次参观都是煎熬。 调研时他从不要特殊照顾，拒绝了工厂派车接送的好意，常常自己掏钱坐三轮车往返。走进车间，他会凑到机器旁仔细观察，工人操作的每个步骤都记在本子上，遇到不懂的技术问题，就拉着老师傅蹲在地上问个明白。 有一次在农机厂，车间里粉尘飞扬，噪音大到说话都得扯着嗓子，他突然捂住胸口，脸色发白，随行的同志赶紧要送他回去，他却摆摆手，从衣兜里掏出药片吞下，歇了十分钟又继续查看生产线。“共产党人要有面对赤裸裸现实的勇气”，这是他常挂在嘴边的话，也是他调研时的行动准则。 他的笔记本上记得密密麻麻，不仅有生产数据，还有工人的工资待遇、食堂饭菜质量这些细节。有个年轻工人跟他抱怨，厂里的机床经常出故障，影响生产效率，他当场就让秘书记下机床型号和故障频率，后来还专门写了建议信给相关部门。 调研间隙，他会和工人们坐在车间门口的石阶上聊天，问他们家里的生活情况，听他们吐槽工作中的困难。有工人认出他曾经是党的重要领导人，忍不住问他“受了这么多委屈，怎么还愿意为我们奔波”，他只是笑着回答：“我是共产党员，了解群众的真实情况，是我的本分。” 当时他和刘英的生活十分拮据，住的平房没有煤，做饭只能用柴草，他自己生火时常常被烟熏得泪流满面。即便如此，他也坚决拒绝特殊待遇，1975年申请安装电炉时，特意写信给肇庆市委，要求自己负担费用和电费。 调研路上遇到饭点，他就和工人们一起在食堂排队打饭，青菜豆腐是常态，偶尔有鱼也舍不得多吃。有一次在郊区农场调研，农场负责人想杀只鸡招待他，被他严词拒绝：“群众吃什么，我就吃什么，不能搞特殊。” 这些深入工厂、农场的调研，为他的“肇庆文稿”积累了大量素材。在肇庆的六年里，他克服视力差、病痛缠身的困难，写下了近10万字的理论文章和读书笔记，首次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性质和任务，对当时的经济建设方针提出了许多深刻见解。 他在文稿中批判“左”倾错误，强调要按经济规律办事，这些观点都源于他在工厂里看到的真实情况——老旧设备的低效、工人积极性的压抑、生产管理的漏洞。 谁能想到，这位曾担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的革命前辈，在逆境中依然坚守信仰，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探索国家发展道路上。他的调研从不是走过场，而是真正沉到基层，倾听最真实的声音。 有一次外孙女张秀君来看他，发现他把厚厚的马列著作拆成小薄本，方便随身携带，趁着调研间隙翻看，连吃饭时都在琢磨书中的道理。他还让张秀君帮忙抄写手稿，看着外公拄着拐杖、捶着后背写作的样子，张秀君心里满是心疼。 1975年，身体状况越来越差的他离开肇庆前往无锡养病，临走前还惦记着那些调研过的工厂，特意问随行同志“农机厂的机床修好了没有”。 他在肇庆的20多次工厂调研，不仅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更彰显了一位共产党员的初心和担当。在遭受迫害、身处逆境的岁月里，他没有抱怨消沉，而是用实际行动践行着“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的人生信条。 张闻天同志的带病调研，是老一辈革命家实事求是精神的生动体现。他用脚步丈量民情，用真心倾听民意，用笔墨书写真理，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这种深入基层、求真务实的作风，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值得我们学习和传承。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