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东方红”卫星超重，孙家栋坚持拆掉毛主席像章，遭到众人反对，然而周总理却说道：“你看我们人民大会堂，哪儿也没有毛主席的头像。” 决定提出前，孙家栋已经反复权衡。那一年，东方红一号进入初样总装阶段，各系统调试推进紧张。作为总体设计负责人，孙家栋必须对整星重量、热控、电源分布等关键参数负责。 根据测算，卫星原计划重量173公斤，但装配后却接近180公斤，已经逼近长征一号火箭最大运载极限。 问题不只是重量。卫星外壳大量安装的像章，改变了散热路径。一旦太阳暴晒，卫星某些敏感部件可能过热失效。 技术组内部已经讨论多轮，但没人敢正式提出反对意见。 “如果再不改，这颗星发射出去可能就烧了。”这是孙家栋对副手的原话。他知道，这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涉及政治敏感。 那个时期，对毛主席的崇敬几近绝对，谁都不想成为“冷漠革命热情”的靶子。 7月中旬，在一次汇报会议上，孙家栋当着多个单位负责人和技术主管，把问题全摆了出来。会场安静了整整三分钟。 他直视前方，说：“这不是对毛主席的不敬，而是我们必须保证工程成功。否则，出问题的就不是几块像章，是整个卫星。” 周恩来总理听完后沉默片刻，开口说：“你看我们人民大会堂，哪儿也没有毛主席的头像。搞科学，要有敬畏，也要有专业。我们做的是国家的事情，不是形式的热闹。” 这句话定了调。像章全数拆除，孙家栋当天晚上把新方案提交技术组，反复加班验证热控与重心分布，直到凌晨。 这件事后来在公开资料中很少被提起，但在“东方红一号任务总结”内部通报里被列为“工程转折点之一”。 东方红一号的背后，不是单一的发射成功，而是系统、流程和人的坚持。早在1951年，孙家栋就在苏联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学习火箭动力与制导系统。 1958年回国后，他被调入五院一分院，最初是参与导弹控制设计。正是有了这段基础，他才能对卫星总体架构提出关键修改。 1968年卫星项目立项后，任务书写得极为笼统，“要能播放《东方红》音乐，能传数据，能进入轨道”。真正的指标体系，需要团队从零建立。 孙家栋带领系统组反复论证，分工、组织、试验，一点点摸索。 而那一年，正是全国最困难的时期之一。有的专家白天在群众会上“作检查”，晚上回单位熬夜搞设计图。孙家栋也不例外，连续半年几乎每天只睡四小时。 没人抱怨，他们都清楚，国家这一步走不出来，就要长期受制于人。 东方红一号于1970年4月24日发射成功，在轨连续工作28天，圆满完成任务。 这颗卫星的轨道参数、数据回传和热控表现，与地面预测高度吻合，技术人员后来普遍认为“如果不拆那批像章，风险确实极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