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亿万富翁丁健对妻子说：“给你一个亿，离婚吧，我爱上别人了”，可妻子抱着仅五个月的儿子苦苦哀求，哪料丁健却一句暴击：“她怀孕了，我得负责！” 2004年的深秋，北京的银杏叶落了满地，像铺了层碎金。丁健坐在价值千万的迈巴赫里，看着副驾驶上的妻子肖烨，手里的钢笔转得飞快。后座婴儿篮里，五个月大的儿子睡得正香，小拳头攥着肖烨织的迷你毛线袜。 “肖烨，”丁健的声音很平静，像在谈论天气，“我们离婚吧。这张卡里有一个亿，算是补偿。” 肖烨正在给儿子掖被角的手猛地停住，毛线袜从婴儿手里滑落。她转过头，眼里的光一点点暗下去：“丁健，你说什么？上周你还陪我去给儿子买摇篮……” “我爱上别人了。”丁健打断她，视线落在窗外掠过的摩天大楼上——那是他公司的新总部，玻璃幕墙反射着刺眼的光。“她怀孕了，我得负责。” 这句轻飘飘的话，像把淬了冰的刀，捅进肖烨的心里。她突然想起1992年的北大校园，丁健穿着洗得发白的牛仔裤，在图书馆门口等她，手里攥着两个热包子，说是“给晚归的你当夜宵”。那时他还是个穷学生，连给她买支像样的钢笔都要攒三个月，可每次看她的眼神，亮得像星子。 肖烨是当年中文系的系花，长发及腰，能背整本《诗经》，追求者能从宿舍排到教学楼。丁健能突围，靠的不是甜言蜜语，是实在——她感冒时，他蹲在水房给她熬姜汤，烫得手起了泡；她写论文熬夜，他搬个小马扎坐在楼道里，怕她一个人害怕；毕业那年，丁健说要去深圳闯IT，她爸妈都劝“不稳妥”，她却收拾了行李箱：“你去哪，我去哪。” 深圳的出租屋只有十平米，夏天像蒸笼，冬天像冰窖。丁健白天跑业务，晚上在灯下写代码，肖烨就在旁边给人翻译文稿，赚来的钱全给他买了电脑配件。有次丁健发高烧，她背着他去医院，回来时凉鞋断了带，光着脚走在柏油路上，脚心烫出了泡。丁健清醒后抱着她哭：“等我成功了，一定让你过上最好的日子。” 那些话像昨天才说的。可现在，他成功了，公司上市敲钟时，他站在聚光灯下，身边站着的却是别人。 “儿子才五个月……”肖烨的声音发颤，伸手想去碰丁健的胳膊，被他躲开了。婴儿篮里的儿子似乎被惊醒，发出小声的啜泣，肖烨赶紧把他抱起来，眼泪滴在儿子柔软的头发上。“丁健，我们从一无所有过来的，你忘了吗？你说过，我是你的定海神针……” “过去的事，提它干什么。”丁健皱起眉，从公文包里拿出离婚协议，“签字吧，对大家都好。”他看着肖烨怀里的孩子，眼神里没有丝毫波澜，仿佛那不是他的骨肉。 肖烨看着协议上“自愿离婚，财产分割已协商一致”的字样，突然笑了，笑得眼泪直流：“一个亿？丁健，你觉得我陪你吃的那些苦，熬的那些夜，就值一个亿？”她想起当年他没钱交房租，两人在公园长椅上坐了一夜，她冻得发抖，他把外套给她，自己裹着报纸说“我是男人，不怕冷”；想起公司第一次融资失败，他把自己关在厕所哭，是她抱着他说“大不了我们再从头来”。 这些画面在她脑子里翻涌，像部褪色的老电影。她突然明白，有些人是只能共患难，不能同富贵的。他踩着她的肩膀爬上云端，回头却嫌她沾满泥土的鞋，脏了他的地毯。 “我不签。”肖烨擦干眼泪，抱着儿子坐直了身子，眼里的软弱被一种坚硬的东西取代，“钱我不要，儿子我要带走。丁健，你记住，不是所有东西都能拿钱买的。” 她推开车门，抱着孩子走进深秋的风里。银杏叶落在她的头发上，她没有回头。婴儿在她怀里安静下来，小手抓住了她的手指，温热的触感让她突然有了力气。 后来，有人说丁健很快和那个怀孕的女人结了婚，婚礼办得轰动全城。也有人说，肖烨带着儿子回了老家，找了份教书的工作，日子过得平淡却安稳。 多年后，肖烨的儿子考上了北大，像他母亲当年一样，成了校园里的佼佼者。有次他问起父亲，肖烨只是平静地说：“他是他，我们是我们。重要的是，我们一直好好活着。” 而丁健的公司后来几经波折，再提起时，人们总会想起那句“上岸先斩糟糠妻”的俗语。只是没人知道，某个深夜，他看着窗外的万家灯火，会不会突然想起深圳出租屋里，那个给她熬姜汤的姑娘，想起她眼里曾经映着的、只属于他的星光——那些被他亲手熄灭的光，终究成了他生命里，再也找不回的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