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才是真专家！ 2020年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预测：“如果没有人生二胎三胎，30年后，中国人口将变成7亿，50年后，中国的人口可能会降低至5.8亿”。 彼时，这句话被不少人当成“吓唬人”的话术。甚至有人觉得太夸张、太极端。 但短短几年过去，我们已经看到现实的脚步，正朝着这个方向，一步步逼近。 2023年，中国出生人口仅902万人，创下新低。中国已连续两年人口负增长，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48‰，成为建国以来首次连续负增长的年份。 很多人会疑惑，不过是几年时间，人口形势怎么就严峻到这个地步。其实这一结果并非突然出现，而是长期低生育水平累积的必然。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总和生育率早在1992年就已降到更替水平以下，2020年更是跌至1.3的极低水平。这意味着长期以来，我国新生人口数量一直处于“入不敷出”的潜在状态。 育龄妇女数量减少直接拉低了出生人口基数，2024年年末，我国0-14岁人口为22240万人，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87557万人。相关研究数据显示，2023年育龄妇女生育率约为3.43%，2024年这一比例预计进一步降至3.24%。育龄妇女总量缩减叠加生育率走低，直接导致出生人口持续处于低位。 生育意愿低迷加剧了这一趋势，当代年轻夫妻面临的生育压力远超以往。教育支出、住房成本、医疗费用等多重负担，让很多家庭对生育二胎三胎望而却步。调查数据显示，抚养一个孩子至成年的平均费用高达50万元，这一数字还未包含额外的教育培训支出。在一线城市，快节奏的工作模式让年轻父母难以兼顾家庭与职业发展，进一步降低了生育积极性。 郎咸平当年的预测，正是基于对这些因素的判断。他在2020年的公开演讲中就曾提到，联合国统计局发布的主要国家生育率数据里，华人为主的地区均排名靠后，中国大陆生育率甚至低于日本。他当时就指出，我国人口下降速度可能超过日本，这一判断正在被现实验证。 人口持续负增长带来的影响已经逐步显现。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直接导致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用工成本上升。2024年数据显示，我国农民工月均收入4780元，同比增长3.6%，企业用工成本压力可见一斑。部分企业为降低成本，选择将生产线迁移至劳动力更充足的东南亚国家。 老龄化加剧与人口负增长形成叠加效应。2024年年末，我国65周岁及以上人口达22023万人，占总人口的15.6%。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让养老保障体系和医疗资源面临更大压力。以上海为例，60岁以上人口占比已超过总人口的28%，养老院床位供不应求成为常态，很多家庭不得不承担更重的养老责任。 政策层面已经开始积极应对。各地陆续出台生育补贴、教育减负、住房优惠等支持政策。部分地区推行弹性工作制度，鼓励企业为孕期、哺乳期女性提供便利。2024年出生人口954万人，比2023年增加52万人，出现自2017年以来的首次回升。这一变化主要受生育意愿累积、政策落实以及生肖偏好等因素影响。 但要看到，育龄妇女特别是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数量仍在减少，对后续出生人口增长仍有制约。人口负增长一旦形成趋势，扭转将需要长期努力。内生性人口负增长与历史上因瘟疫、饥荒等导致的外生性人口负增长不同，它源于生育率的持续低迷，形成后便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 我们无需对人口负增长过度恐慌。人口数量的下降，能提升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有助于生态环境恢复和人均生活品质提升。技术进步也能缓解劳动力短缺带来的影响，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的广泛应用，正在推动产业升级，减少对低技能劳动力的依赖。 但重视这一趋势至关重要。合理引导生育意愿，完善生育支持政策，提升人力资本质量，才是应对人口变化的关键。郎咸平的预测并非危言耸听，它更像是一种警示。人口结构的变化，将深刻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 从2023年的连续负增长，到2024年出生人口的小幅回升，这些数据都在提醒我们。人口问题不是短期问题，而是关乎长远发展的核心议题。正视现实，积极应对，才能让人口变化更好地适配社会发展的节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