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毛主席宣布放弃日本战争赔款，国内外舆论一片哗然，而毛主席只是淡然地说了八个字。多年后，国内外人士才明白，毛泽东是多么高瞻远瞩...... 1972年9月25日中午，北京天高云淡。 首都机场上，少先队员举着鲜花，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走下舷梯，周恩来迎上前，两人紧握双手，身后那位39岁的译员明白，这一刻是二十多年一点点铺路换来的。 抗战结束后，日本对华政策几乎牢牢拴在美国身上，美国冷，日本就不敢热，中日邦交长期停滞。毛主席和周恩来把希望压在民间，让工会、学界、友好团体常年互访，慢慢把一条“民间轨道”踩出来。 田中后来承认，轨道是老百姓铺的，他只是顺着轨道走到谈判桌旁。 真正的转折落在1972年夏天。7月16日，周恩来在北京会见日本社会党前委员长佐佐木更三，表示北京机场可以向日本现任首相、外相等大臣开放，欢迎田中来谈恢复邦交。 8月15日，田中在东京帝国饭店会见中方人员，宣布已经决定访华。 9月21日，日本政府以官房长官谈话形式宣布田中将在9月25日至29日访问中国，一个多月里对华政策彻底掉头。 田中抵京那天，礼节结束后，车队把一行人送到钓鱼台。 一落座，他顺口问宾馆来历，周恩来答，这是建国10周年的“十大建筑”之一，话题自然接上。 之后几天，两人围绕中日邦交正常化先后举行4次会谈，把《中日联合声明》的框架和措辞一条条谈出来。 谈判之外，两人的作息也很不一样。 田中住带庭院的宅子，养锦鲤，每天5点起床活动。 周恩来自战争年代起习惯熬夜工作，凌晨休息，中午起床。为接待田中，他要求谈判期间晚上10点以后尽量不要再送简报，想把自己的节奏往客人那边挪一挪，但文件照样送到深夜，只能硬撑着少熬一点。 谈判桌上最难啃的是台湾问题。 邦交正常化之前，日本同台湾保持所谓“外交关系”，还有一纸“和平条约”。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就得同台湾断交、废约，这在日本国内被看成带着政治和生命双重风险。 田中一再请求中方体谅日本国内局势，希望在文字和时间表上留出回旋余地。 周恩来守住一个中国原则，在表述上反复推敲。 《中日联合声明》前言写明：日本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责任，表示深刻反省，又说明自己站在充分理解中方“复交三原则”的立场上谋求邦交正常化，中国方面表示欢迎。侵略责任写清楚了，台阶也给出了。 紧接着，战争赔款问题摆上桌面。 《中日联合公报》第七条写下关键一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了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周恩来在内部说得很明白，这一条是毛主席拍板的。 理由很直白。中国自己挨过赔款的刀：庚子赔款一亿三千零三十七万两白银，摊到百姓头上差不多“人均一两”，到头来都变成税和高物价。 赔款从来不是战败政府少数高官掏腰包，而是层层往下压到普通人身上。如果中国坚持要日本赔偿，看上去替民族出口气，其实还是把账算在日本老百姓头上。 还有日本战后向印尼等东南亚国家支付的战争赔款，多是物质赔偿，铁路设备也好，其他机械也好，很少拿最新的，多是旧货翻新，刷刷漆、修修补补就装船，“以次充好”四个字很合适。 真要紧抓这类赔款不放，拿到手的大多也是这种东西，对中国长远发展帮助有限。 这样一算，放弃赔款就成了面向未来的选择，让日本尽快从废墟中恢复，把经济搞起来，把两国关系从清算和怨气中拔出来，这比多几串数字更重要。 台湾和赔款问题基本谈拢后，毛主席决定在北京会见田中一行。 田中进屋不久先去了洗手间，回来时神情有些紧。毛主席先问“吵架吵完没有”，田中立刻说“吵完了”，屋里的人都听得出，说的是前几轮谈判。 毛主席转向大平，说“天下太平”，笑声在屋里散开，气氛一下轻下来。 访问期间，周恩来在细节上的用心也让日本人记了很多年：在人民大会堂合影后专门跑到门口同日本记者一一握手致意，还让军乐队在国宴上奏田中家乡的曲子，并亲自陪田中向乐手致谢。 田中的饮食和作息，中方事先都摸得很清楚，这些安排快速拉近了心理距离。 谈判结束后，田中在给日本记者写的印象里，用“躯如杨柳摇微风，心似巨岩碎大涛”来形容周恩来，外柔内刚八个字把这位中国总理勾画得很准。 周恩来多次说，田中一上任就推动恢复邦交，这一步别人不一定敢下决心，他比尼克松勇敢。 从田中就任首相到中日邦交正常化正式宣布，前后只有84天，日本舆论说这一步来得像闪电。 9月29日10点，人民大会堂里，中日两国政府正式签署《中日联合声明》，两国关系走上新轨道。第二天，周恩来陪同田中飞往上海，在专机上提笔写下“言必信，行必果”几个字相赠，同毛主席放弃战争赔款的决定连在一起，成了一种落在1972年北京秋风里的沉甸甸的承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