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毛主席在青岛染上重感冒，连续十天不愈，病情日渐严重，而西药治疗不见效果，山东省委书记舒同向主席推荐了一位老中医。 一九七四年冬天，医院手术灯打在毛主席脸上，人已经八十多岁，双眼几乎看不见。 中医研究院的唐由之盯着显微镜，手上捏着细得像头发丝一样的金针，准备给他做“拨障”。这种法子在书上早就写成“失传”。台下警卫、医护都不敢出声。 这台手术背后，其实挂着一条线，线头拴在一九五七年那场青岛重感冒上。 一九五七年七月，青岛的海风有气无力，毛主席住在那边，一场感冒死死缠上来。 十天高烧不退，人明显虚了下去，西药吊着用，效果跟白水差不多。 保健医生盯着体温表，手心一直是汗。这时候，山东省委书记舒同提了个建议，说本地有个老中医刘惠民，用药猛，见效快，可以请来试试。 话刚说完，屋子里气氛立刻变了。 赞成的人觉得死马当活马医，反正西药压不住；反对的人心里只冒一个念头：领袖的身体能不能拿“带毒性”的药材去赌。 刘惠民被请到青岛，先是把脉看舌，又静了一会儿，这才开方。 他自己心里清楚，这不是普通病号。 为了放心，他提了几条规矩：处方先给主席原来的医生审一遍，抓药、煎药由舒同的爱人石澜亲自盯着，药端进屋时，大家一起看着主席喝下去，有什么反应当场记录。 舒同点头答应，把话挑明。 刘大夫的药，自己和省委不少同志都吃过，效果确实好，如果真出了什么不测，就由他和爱人担责任。 秘书把争论来龙去脉都跟毛主席说了。 毛主席听完，笑了一下，语气不紧不慢，说舒同既然保了，就照这个办法来，药还是要喝的。那种态度，不像不顾一切冒险，更像把专业、把责任都推到明处。 第一副汤药喝进去，指望中的“立竿见影”没有出现，病情没抬头。 屋子里的眼神开始有变化，有人悄悄对视，有人盯着地板发呆。刘惠民没吭声，又重新审方，把几味关键药的量往上加了一点。 第二副药煎出来，味道更冲，毛主席喝完不久，身上开始出汗，被褥很快就湿了一大片。 就从那晚起，体温慢慢往下压，人也有了精神。 第三副药跟上，咳嗽轻了，头也不那么昏，睡觉能一觉到天亮。 毛主席对这几付药起了兴趣，不光关心治好了没有，还琢磨方子里的门道。 他叫来石澜，指着其中一味酸枣仁发问：为什么既要生的，也要炒熟的，还得捣在一起用，这样折腾究竟有什么讲究。石澜早就跟着抓药、煎药，心里有数，说酸枣仁本来就有门路，生的提神，炒熟的安神，一起下锅，对中枢神经是个平衡，既不让人过度兴奋，又能把心安下来。 睡眠稳了，抵抗力顶上去，感冒就好办多了。 毛主席听完，笑得更开，说舒同有个好内当家，讲起中医头头是道，将来还可以去当医生。 玩笑里带着欣赏，对中药这条路的信任也从那时开始扎得更深。后来他外出访问，去莫斯科那次，也让刘惠民跟着，一路照看身体。 时间往后一推，一九五九年十二月，毛主席又感冒，这回病情没上次那样凶，但咳嗽拖得久。 他躺在床上，忽然问起一个老百姓常挂在嘴边的词：“上火”。刘惠民就用中医里阴阳、火热那一套说了一通，话挺专业，也挺绕。 毛主席听着摇头，笑着说，这些说法太悬，脑子转不过弯。 刘惠民想了想，换了种说法。 他说主席熟悉的是西医的那一整套，如果学过一点中医，再来听这些词，感觉就会不一样。 意思是，两种体系要互相通气，不然就容易鸡同鸭讲。毛主席听到这里，神情亮了一下，说关键在于西医也要学中医，两边都懂一点，说话才对得上茬。 这一句看似闲聊的话，在一九七四年的那台手术上算是落了地。 那时候白内障已经把毛主席的视线遮得差不多了，普通人早就坐不住，他还在跟医生讨论方案。 唐由之带着团队琢磨出来的“金针拨障”，既有现代手术的台子、灯光，也借了中医传统的思路。开刀那天，室内安静得能听到器械轻轻碰撞。 手术结束拆纱布，毛主席抬起右手，比了个“胜利”的手势。唐由之笑着说，这次成功，多亏中西医搭起了一座桥。 外界常提到一句话，说中国对世界有几样拿得出手的东西，中医总是被摆在前面。 把青岛那几付汤药、那句“西医也要学中医”、再加上七十年代的那台手术连在一起看，这种评价就不显得突兀。 十天高烧压不下来的焦虑，老年性白内障带来的黑暗，都逼着人去寻找更合适的路子。 对毛主席来说，中医不是摆在架子上的“国粹”，而是要真能顶事、说得清道理、用得起用得住的东西。 青岛屋子里飘着药味的那个夏天，从某个角度看，确实改变了后面很多年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