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中将刚刚上任，就发现了一个重要情况，他看到：“每次军区下达文件前，秘书室的同志们就开始骑上自行车，往军区首长家里跑。”一问，才知道：“军区干部养成了习惯，批文件都在家里，每次都要秘书骑车跑来跑去。” 一九七五年二月末，南京军区院子里车铃一阵紧一阵。 文件要下去，秘书室的人先把自行车推出去，往首长家里跑。 住得分散，批个电报、圈个意见，得挨家挨户递上门，再挨家挨户收回来，跑得人仰马翻，一趟下来腿都软，常常拖上好几天。廖汉生刚上任，瞄了几眼就不舒服：军队讲究令出如山，怎么公文倒像走亲戚，绕着弯子才算到位。 他来南京前，先去叶剑英家坐了坐。 两人闲聊几句，话头不绕弯。叶剑英叮嘱，上任前去听听小平同志的指示。 廖汉生随后拜访邓小平，临别时邓小平把话说得很直：廖汉生过去有角的，有硬角，这股硬劲儿要保住，这是毛主席提倡的；硬归硬，做事也得谨慎。 像把刀配了鞘，意思很明白，整顿靠胆子，也靠分寸。 廖汉生的硬角不是忽然长出来的。 十几岁参加革命，跟贺龙交情深，父亲在贺龙麾下干过，贺龙还把外甥女介绍给他，两家成了姻亲。人跟着哪位首长久了，脾气也会沾上味道，爽快，直来直去，话憋不住。碰上彭德怀，更是火碰火。 早在一九三七年红军改编八路军时，彭德怀在七一六团住过几天，廖汉生见过面，印象很好；后来真到一块儿共事，才知道两个人都不爱拐弯。 一九四七年三月胡宗南调集三十四个旅进攻陕甘宁边区，西北野战兵团成立，彭德怀任司令员，晋绥军区第一、第二、第三纵队划归西野。 一九四七年八月攻榆林，城坚难啃，一纵连续两天没得手，又得知整编三十六师来援，彭德怀改调一纵回援。 廖汉生正窝火，电话里听见彭德怀痛骂“一纵是兵怂怂一个，将怂怂一窝”，还说把贺龙的脸丢光，廖汉生顶了回去，最后摔电话，带一个警卫连选地形，放话一个连也要挡追兵一两个钟头。 贺炳炎带一个营增援，才把追兵打退。 一九四八年西府战役后开前委扩大会议，西野四月二十六日解放宝鸡，胡宗南二十八日晚主力就压上来，四路合围。此役西野歼敌二万一千人，自身损失一万四千九百人，六千多人伤亡，新加入的解放战士不少逃散。 会上彭德怀批评一纵没有意识到危险，廖汉生当场不服，质问越级给团下口头命令、事后不通知，这算什么指挥，还气话说到取消纵队旅、司令员直接指挥团，他不干了。 贺炳炎也顶上来，说对也骂错也骂，自己也不干了。 贺龙出面劝住，林伯渠事后谈话，心结才松。 到了和平年代，硬角也会扎人。北京军区一次党委会上，有委员发言批评，气氛严。 杨勇习惯一边看文件一边听，听漏了就问廖汉生对方说了什么，廖汉生一句别人说话你又不注意听脱口而出，声音还不小，杨勇当场尴尬。 一九六四年一月三日，中央军委转发叶剑英关于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的报告，杨勇和廖汉生配合推开训练，还派军师团以上干部去南京军区考察，干得有声有色。 后来一九六六年，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召见北京军区领导班子，那天只来了副司令员郑维山，郑维山说没通知杨勇、廖汉生。 毛主席动了气，二人赶到就挨训：吵架吵到不配合工作了？在毛主席指示下开交流通气会，杨勇认不该看文件，廖汉生也认自己说话直不看场合，班子这才重新拧到一处。 回南京后，老战友劝他初来乍到少说话，别急着表态，多看多了解，先把水深水浅摸清。廖汉生偏不憋着，欢迎会上当众讲：过去那家山头这家山头的旧账他不翻，从现在起干得好就表扬，干不好就批评，他绝不搞廖家山头。 三月二十二日南京军区接中央指示，浙江部队与安徽、江苏部队换防，中央还把武汉军区第一军调来。第一军原是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他当过一纵政委、第一军政委，心里有感情，也有顾虑，怕人说闲话，向中央建议别调。 叶剑英回得干脆：别考虑这些，军委决定了。 廖汉生仍表示持保留意见。六月换防完成，第一军到浙江驻防。 最刺眼的还是批文件靠送上门。他摸清情况后在公开场合提：军区首长一律到军区集体办公，有病住院，不住院的病号上半天班也得来；军区电报不许送到家里，一律到军区看。 话不花哨，却一下戳到痛处。 多年没人好意思说的事，被他掀开了盖子，自行车往家属院跑的次数慢慢少了。 一九七九年，杨勇到南京视察，带来中央决定，调廖汉生去沈阳军区任职。 廖汉生年近七旬，本在盘算退下来，听说是邓小平点将、中央批准，没多犹豫，答应竭尽全力做好工作，老骨头也得再顶一阵。 院子里风一吹，文件在桌面翻页的声音清脆，像点名时的脚步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