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一八路军干部被伪军便衣队五花大绑，要押进城审问。谁知，刚走到城门口，突然，一小脚妇人窜过来，伸手拦住去路：“放了他！”伪军一瞪眼，拔出枪：“你不想活了？” 在山东敌占区的城门口，人们更熟悉的是一家馒头铺里的那位“马大嫂”。她在莒县城里蒸馒头，馒头宣软筋道、个大味美，老百姓爱吃，日伪军也常端着碗蹲在她摊前。 她热情爽朗，又粗中有细，在街坊口中是个憨厚本分的好大嫂，谁也想不到，这间小铺子和城墙根那座青砖小院，背后连着的是一条暗藏在枪声里的情报线。 院子靠着城墙，后墙上搁着个破陶缸，踩上去就能把城门一带看得一清二楚。鸡窝底下挖着小小地窖，藏着物资和密信；晾衣绳上偶尔会多出一条红布，那是专门给同志们留的暗号。 门口的小脚老妇人，一会儿纳鞋底，一会儿拎着篮子去赶集卖菜，或端着一笼馒头送上门，看起来不过是再普通不过的乡下妇人，可正因为这样，她在敌人眼皮底下出入自如，把这座小院建成了隐蔽的情报站。 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发生在1941年的城门口。那天，一队伪军押着一个被五花大绑的汉子往城里拖，看模样和口音都不是本地人，说不定就是他们急着“交差”的八路。 就在这时，马宗英突然冲出来，死死拽住那人，张口就喊这是自己失散多年的亲弟弟，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让伪军当众“放人”。 伪军头目拔枪顶着她，质疑两人连口音都不同，她却顺势编出娘当年逃荒、生下姐弟分散多年的故事，又说娘临终前把弟弟托付给自己，硬是把一场抓捕闹成街头争端。围观的百姓越聚越多，伪军原本就拿不出确凿证据，只听她当场发下毒誓，咬牙之下只好把人松绑放走。 等把人带回自家小院，门闩一插，这位“弟弟”真正的身份才被点破。别人眼中的馒头大嫂，压低声音称呼对方为“站长同志”；而这个所谓的亲弟弟，其实正是负责当地地下党情报工作的邢洛川，是新派来的八路军情报站长。 那一场城门口的“姐弟重逢”，不过是她临机想出来的营救方案。 她先像真姐弟一样买肉做饭，让街坊看见的只是亲戚团聚；等到夜深人静，才把人悄悄送出城外，自己再回家推起蒸笼，继续当众人眼里的马大嫂。 可她的本事远不止这一次“虎口救人”。大前年腊月二十三，她曾拎着篮子假装给伪军团长家送年糕，混进敌营。她早料定团长太太爱显摆，必然要试新衣，果然人一进屋，她立刻贴在门板上，把日伪即将“扫荡”的时间、兵力和路线听得一清二楚。 那天鹅毛大雪，她揣着这份要命的情报连夜往山里赶，裹脚布被雪浸透结冰，棉裤被荆棘划破，血一路洇下去，二十里山路走到后半夜才到。正是这份情报，让八路军提前设伏打了个漂亮仗，救下许多老百姓和战士。 在敌后搞情报，胆量只是第一步，更要有主意。一次，她刚拎着药品回家，在巷口就撞上特务逐家搜查，她头也不回就钻进铁匠王家，顺势把药包塞进烧得通红的打铁炉，自己抓起火钳拨弄炭火。特务冲进来，只看到火星乱迸，根本找不到一点证据。 平日里她送鸡蛋，篮子茅草底下藏着写在烟盒纸上的标语；纳鞋底的针线包里，线团中裹着折成小方块的密信；冬天送萝卜，萝卜心里塞着油纸包好的枪栓。城门盘查紧，她就拎着香烛去庙里，把地形图卷进供香里烧掉，让重要信息化作一缕青烟。 她还接过更冒险的任务。有一次上级要把写给日军的劝降信和八路军的宣传单送进日军司令部，她本人根本不可能被放行。 她便想起当翻译的老邻居，先以旧情相求，对方吓得连连摇头，她这才亮明自己八路军联络员的身份，话里点明他若一心替敌人卖命，将来也难有好下场。几句冷硬的话逼得对方不敢再拒绝，最终那一批文书顺利送进敌军腹地。 多年奔波和高度紧绷的日子，终究压垮了这双小脚和她的身体。小麦抽穗那年，她终于病倒在床，昏迷中还反复嘟囔“后院……第三块砖底下……”。 同志们按她的话挖开，果真抠出一个铁盒，里面整整齐齐躺着二十多封没来得及送出的密信，每一封都按日期排好。抗战胜利后，组织要给她挂奖章，她已经走不动路，只摆摆手说，要那块铁片子做什么，多打几把锄头更实在。 县志里关于她的记载只有寥寥几句︰莱阳有裹脚老妪，八年间传递情报一百二十余次，营救抗日志士三十七人。 冰冷的数字背后，是馒头铺后院那条隐秘战线，是一位小脚女人用一辈子走出来的路。从城墙根的小青砖院，到风雪夜里通往山里的二十里山道，她看似渺小的身影，曾为无数人的性命撑起一道不动声色的屏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