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钱学森通过众多关系，在美国获得了激光陀螺的一些相关信息，送到国防科技大学，可那时人们都对这项技术知之甚少，也很少有人敢轻易尝试，这时一位任职教师决定尝试一番。 1971 年的中国，国防科研还处在举步维艰的阶段。国外对核心技术层层封锁，国内不少领域连追赶的方向都摸不清。 就在这时候，钱学森带着一份特殊的 “礼物” 找到了国防科技大学 —— 那是他通过多方联络，从美国弄到的激光陀螺相关信息，不过也就两张写着大致原理的小纸条，再加上几张模糊的照片。 激光陀螺这东西，当时国内没几个人听说过。后来大家才知道，这是导航系统的核心部件，有了它，飞机、导弹才能精准定位，相当于给武器装上 “眼睛”。 可在当年，别说造出来，就连搞懂原理都难。钱学森把资料送到学校，希望有人能挑头研究，在场的科研人员看完都犯了难。 不是不想干，是实在没底气 —— 国外技术封锁得严严实实，就凭这两页纸、几张照片，想搞出世界级难题，简直比登天还难。当时国内已有十几家单位试过，最后都因为过不了闭锁效应、工艺跟不上等坎，纷纷放弃了。 会议室里一片沉默，没人敢接这个 “烫手山芋”。就在这时候，角落里一个叫高伯龙的教师站了起来。他当时刚调到激光教研室，是清华大学毕业的高材生，数理功底扎实，可面对激光陀螺这样的新领域，也没多少把握。但他只说了一句话：“我来搞，哪怕十年、二十年，也要把它搞出来。” 谁也没想到，这句话成了高伯龙后半辈子的承诺。刚开始研究，困难就找上门来。 没有实验室，就把废旧食堂改造一下；没有试验设备，就到仓库里翻找废旧仪器，修修补补接着用；缺少合适的材料，年过半百的高伯龙就推着板车，到建筑工地上捡大理石废料，因为这种材料膨胀率低，适合做实验底座。 最难的是技术路线。国外走的是传统方案，可国内工艺水平跟不上，照抄肯定行不通。高伯龙没跟着别人的老路走，他埋在资料堆里日夜演算，最后提出了四频差动的新方案，大大降低了工艺难度。这在当时没人敢信，甚至有人觉得他异想天开。 可高伯龙不管这些，带着团队一头扎进实验室，每天工作超过 15 个小时，累得哮喘病频频发作，就靠吃药硬撑。 手工打磨激光环形器上的小孔，一个就得花半个多月；一项关键技术难题，往往要琢磨一年多才能找到突破口；没有高精度检测设备，他们就自己画图、自己加工，一点点造出需要的仪器。 更让人揪心的是，合作单位见难度太大，陆续退出了，最后只剩下高伯龙带领的小团队。有人劝他别硬扛，实在不行就放弃，可他始终没松口：“核心技术买不来，我们不干，国家就会留下空白，将来必定受制于人。” 1978 年，经过七年苦战，他们终于造出了我国第一台激光陀螺实验室原理样机。可这只是第一步，从原理样机到能实际使用的工程样机，还有无数难关。 最棘手的是镀膜技术，激光陀螺的反射镜片要求极高，美国花了近 30 年才攻克。国内没经验、没设备，一批批膜片造出来又报废，团队陷入了困境。 高伯龙干脆放下理论研究，全身心扑在工艺上，硬生生用六年时间摸索出全新的镀膜方案，还造出了我国第一台激光高精度测量设备。 1984 年，就在实验室样机鉴定通过时，美国突然放弃了同类型激光陀螺的研制，国内质疑声一下子多了起来。 有人说 “外国都搞不成，我们肯定也不行”，但高伯龙心里有数，美国是犯了结构原理错误，而我们的方案没有这个问题。他顶着压力继续攻关，这一干又是十年。1994 年，我国第一台激光陀螺工程化样机终于诞生，这意味着中国成为世界上第四个能独立研制激光陀螺的国家。 可高伯龙没停下脚步，年近七旬的他又盯上了新型激光陀螺。2006 年，国内首套使用新型激光陀螺的旋转式惯性导航系统面世，如今这套系统已经成为国内惯导界的主流，广泛应用在陆、海、空、火箭军的主要武器平台上。 从 1971 年到 2017 年去世，高伯龙为激光陀螺奋斗了 43 年。校园里常常能看到他的身影，穿着简单的白背心、人字拖，穿梭在实验室和资料室之间，谁也想不到这个 “不修边幅” 的老人，干着关乎国家安危的大事。他一生培养了 30 多名研究生，如今都成了激光陀螺领域的骨干力量。 当年钱学森送来的两张小纸条，在别人眼里是难啃的硬骨头，在高伯龙眼里却是为国担当的责任。那时候的科研条件有多差，国外封锁有多严，现在的人很难想象。 可就是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一种为国铸剑的信念，高伯龙和他的团队在寂寞中坚守，在困境中突破，填补了国家空白。 现在我们的武器装备能精准打击、远程突防，背后都离不开当年那位敢为人先的教师，离不开他用半生时光兑现的承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