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看丹麦现在被美国威胁交出格陵兰岛这么可怜巴巴，其实丹麦人也不是什么好人。 大部分格陵兰岛人并不喜欢丹麦，因为丹麦在上世纪 60 年代曾经对格陵兰妇女强制植入节育环，这被人指责是丹麦对格陵兰土著居民的种族灭绝行动。 这场发生在 1966 年至 70 年代中期的强制节育运动，波及了多达 4500 名格陵兰因纽特女性，这个数字占到了当时当地育龄女性总数的一半，其中最小的受害者年仅 12 岁。 这些女性大多是在不知情或未获同意的情况下被实施了手术，14 岁的纳贾・莱伯斯就是其中之一，她在一次学校常规体检后被置入节育环，医生从未解释过手术目的，也没有征求她的意见。 这样的遭遇并非个例，12 岁的卡特琳・雅各布森被亲戚的女友带去看医生后，就稀里糊涂地接受了手术，此后二十年里她饱受疼痛和并发症折磨，最终不得不切除子宫，永远失去了成为母亲的可能。 在丹麦寄宿学校就读的阿尔南瓜克・波尔森 16 岁时遭遇了同样的事情，直到一年后回到格陵兰岛才取出节育环，时隔半个多世纪，回忆起这段经历她依然会泪流满面。 丹麦政府推行这一政策的理由听起来冠冕堂皇，声称是为了应对格陵兰人口快速增长带来的住房和福利压力。 1953 年格陵兰正式并入丹麦后，随着医疗条件改善，当地人口几乎翻了一番，哥本哈根便将这种人口增长视为负担。 哥本哈根大学历史学教授苏伦・路德的研究揭示了背后的本质，这既是出于经济成本的考量，更是殖民主义心态的直接体现 —— 在丹麦统治者眼中，格陵兰土著居民的生育权可以被随意剥夺，以便减轻自己的治理压力。 更令人发指的是，这种强制节育并非孤立事件，上世纪 50 年代丹麦还实施过 “小丹麦人” 实验，22 名因纽特幼童被强行带离家园送往丹麦寄养，被禁止说母语、与家人隔绝，最终一半人长大后患上精神疾病或陷入药物滥用的困境，2020 年丹麦政府道歉时，幸存的仅有 6 人。 这些隐藏了数十年的伤痛，直到近年才被逐渐揭开。 纳贾・莱伯斯六年前在社交媒体公开自己的遭遇后，很快聚集了一批有着相同经历的女性，越来越多的受害者开始打破沉默。 英格丽德女王医院的妇科医生阿维亚・西格斯塔德回忆，从上世纪 90 年代起，她们就遇到过不少难以怀孕的患者，直到多年后才发现她们体内被悄悄置入了节育环，有些女性甚至是在堕胎后被强制实施了节育手术。 随着更多细节浮出水面，格陵兰民众的愤怒日益高涨，丹麦议会的格陵兰议员阿基 - 马蒂尔达・霍伊 - 达姆直接将这场强制节育运动称为 “种族灭绝”，努克市前市长阿西・纳鲁普・开姆尼茨最初认为这个说法有些夸张，但了解全部真相后也承认并不为过。 面对汹涌的民意和国际压力，丹麦和格陵兰政府在 2022 年宣布对此事展开调查，调查结果原本预计在 2025 年 5 月公布。 但对于年过八旬的受害者来说，这样的等待太过漫长，纳贾・莱伯斯和其他 66 名女性在 2023 年 10 月致信丹麦政府，要求每名受害者获得 30 万丹麦克朗的赔偿，却未得到任何回应。 无奈之下，越来越多的受害者选择通过法律途径维权，2024 年 3 月，143 名格陵兰女性联合起诉丹麦政府，索要总额近 4300 万丹麦克朗的赔偿，她们在诉讼中明确表示，只要还活着，就想重新获得尊严和对自己身体的尊重。 直到 2025 年 9 月，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才前往格陵兰首府努克致歉，但一句简单的 “对不起”，显然难以抚平几代人的创伤，不少受害者直言这样的道歉毫无诚意。 这段黑暗的历史，也让格陵兰的独立呼声日益高涨。 作为世界第一大岛，格陵兰从 1814 年起就处于丹麦主权管辖之下，1979 年获得内部自治，2009 年才实现充分自治，但外交、国防等核心事务仍由丹麦代管。 长期的殖民统治和历史创伤，让独立成为越来越多格陵兰人的选择，最新民调显示，竟然有超半数的格陵兰民众支持脱离丹麦。 而丹麦如今面临美国的强势施压，特朗普政府不仅多次提出 “购买” 格陵兰岛，甚至扬言不排除 “武力夺岛”，丹麦首相一边强调格陵兰是 “非卖品”，一边不得不向美国示好，这种左右为难的处境颇具讽刺意味。 丹麦现在摆出的受害者姿态，很容易让人忽略其曾经的殖民劣迹。 强制节育并非简单的政策失误，而是对土著居民基本人权的系统性侵犯，是殖民主义留下的深刻伤疤。 格陵兰民众对丹麦的不满，从来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源于这些实实在在的历史伤害。 当丹麦在国际上抱怨美国的霸权行径时，或许应该先回头看看自己对格陵兰做过什么。 那些被剥夺的生育权、被摧残的身体、被撕裂的人生，都在无声地诉说着丹麦光鲜外表下的黑暗过往，这也难怪格陵兰人始终无法真正接纳这个所谓的 “宗主国”，而丹麦如今的困境，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其历史过错的一种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