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一辆轿车开进重庆郊外。 车里，戴笠的秘书周志英，仔细补了补妆，镜子里映出的脸，写满了对新生活的憧憬。她以为，车的终点，是她和戴笠的婚房。 车停了。车门一开，没有新郎，没有红毯，只有息烽监狱冰冷的铁栅栏和看守面无表情的脸。 她脸上的笑意，一点点僵住。 一切，要从六年前说起。1935年，浙江警官学校，刚毕业的周志英留校当事务员，年轻，漂亮。而戴笠，是学校的“政治特派员”，一个能决定无数人命运的名字。 他以谈工作为名，把她一次次叫进办公室。办公室的门一关，公事就变成了“交个朋友”。在那个年代，这种“朋友”，就是一张收网的信号。 她没拒绝。她算得很清楚，这张网背后，是重庆半山别墅的夜晚，是经她手处理的、连蒋介石都要掂量再三的绝密文件。她以为，用青春和服从，能换来一个“戴夫人”的名分。 她开始在他耳边提，要一个名分。 戴笠只是摆摆手，“抗战时期，军统有家规，不准结婚。” 她信了。但耐心总会耗尽。一天晚上，她枕着他的手臂，用一种自以为是的撒娇口吻，发出了最后的通牒：“你要是不娶我，我就把你的名声全毁了！” 空气安静了。戴笠脸上没什么表情，甚至还笑了笑。 他没发火，反而一口答应，说要给她办一场秘密婚礼。 于是，就有了开头那一幕。送她去“新房”的，不是戴笠，是他的另一个秘书。关上牢门的，也不是仆人，是冷冰冰的狱警。 两年后，1943年，她不知为何被放了出来。 所有人都以为她会远走高飞，找个地方销声匿迹。可她偏不。她重新打扮得漂漂亮亮，直接冲到戴笠的公馆门口，被卫兵拦下。 她不走，就站在门口，放声大哭。哭声传进公馆，也再次踩到了戴笠的底线。 他让人把她带了进去。 偌大的客厅里，面对她撕心裂肺的“一日夫妻百日恩”，戴笠一言不发，只是面无表情地抄起墙角的鸡毛帚，对着她死死抱住自己大腿的身子，一下，又一下，皮鞋的闷响混着鸡毛掸子抽在皮肉上的脆声，在空旷的屋子里来回弹。 她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就是不松手。在她扭曲的认知里，打，也算一种纠缠。 最后，两个卫兵像拖一条死狗一样，把她从戴笠的腿上掰下来，架着胳膊，直接扔回了那个她刚离开不久的地方。 这一次，医生来检查过，只留下一张纸条：“局座吩咐，不准刑讯。” 她攥着那张纸，咳得肺都要出来了，心里甚至还有一丝感激。她觉得，他还念着旧情。 直到1946年，戴笠的飞机在雨中化为一团焦炭。军统总务处长沈醉整理旧物时，才在一个发黄的卷宗里，翻出了“周志英”这个名字，顺手签了释放令。 她终于走了出来。但当年那个英文流利、心气高傲的女秘书，已经彻底被毁了。 她赌的是感情，可戴笠的牌桌上，从来就没有这个筹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