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晚年非常惨，两个儿子已经牺牲了十多年，他和妻子潘兰珍生活困顿，有时甚至断粮半个月，但在他都吃不上饭的时候，身上其实怀有两万元巨款。 1942年江津鹤山坪的旧宅病床前，陈独秀枯瘦的手紧攥着一枚青田石印章。 印章刻着“独秀山民”四字，边角已被摩挲得光滑温润，是他晚年的心爱之物。 床头木盒里两万元巨款与灶上空米缸的反差，在印章微光里更显刺目。 这枚印章，藏着他从未褪色的家国大义，也串起一生跌宕却坚定的坚守。 潘兰珍端来一碗稀粥，看着他攥章的模样轻声叹息：“先生，还是把钱用了吧。” 陈独秀缓缓摇头，目光落在印章上：“这钱沾了妥协的污，宁饿死也不能动。” 他想起1938年深秋，友人邓仲纯冒雨送来这枚印章的场景。 那时他刚搬离医院，租住的旧宅漏雨，邓仲纯见他无物消遣，寻来石料刻章相赠。 “仲纯懂我，这‘山民’二字，藏着我对清白的执念。”他曾对潘兰珍这样说。 指尖抚过印章纹路，记忆忽然跳回1907年的东京正则英语学校。 第三次东渡的他，白天啃着干硬的饭团听课，夜晚在煤油灯下翻译西欧文献。 同屋留学生劝他找份轻松差事，他却指着窗外说：“国难当头，岂能贪图安逸？” 那时他尚未刻这枚印章，却已将救国大义刻进心底，课余组织同乡宣讲新思想。 印章的温润触感，又让他想起1919年五四运动后出狱的日子。 李大钊亲自到狱中接他，两人在马车里紧握双手，他掏出刚刻的“唤醒国民”印章相赠。 “守常，唤醒民众的责任，我们还要一起扛。”他语气坚定，眼中闪着光。 后来这枚印章随李大钊牺牲遗失，成为他毕生遗憾，也让“独秀山民”章更显珍贵。 潘兰珍收拾书桌时，发现印章下压着一张泛黄的字条，是邓仲纯的字迹。 “先生虽困于乡野，其志不减，我辈当敬之。”字条末尾画着一枚小小的印章图案。 这让他想起1937年出狱后拒绝各方邀请的场景。 蒋介石派专人送来委任状时，他将印章拍在桌上：“我陈独秀一生只认家国，不认党派。” 来人威逼利诱，他却拿起印章在委任状上盖下“拒不从命”四字，将其斥退。 “山民也有山民的骨气，岂能为五斗米折腰？”他对潘兰珍说这话时，印章还沾着印泥。 病情忽然加重，他剧烈咳嗽起来，攥章的手却愈发用力。 恍惚间，他回到1903年安庆创办《安徽俗话报》的陋室。 油墨味混杂着潮湿的气息，他趴在桌上用白话撰写文章，每一个字都掷地有声。 帮工劝他用文言显文雅，他却怒拍桌子：“写的是给百姓看的，要的是人人能懂！” 那时他没钱买石料刻章，就用萝卜临时刻字盖在报纸上，字迹虽浅，初心却重。 “先生，喝点水吧。”潘兰珍的声音将他拉回现实，他松开手，印章滚落在枕边。 他喘着气说：“兰珍，我走后，把这枚印章交给松年，让他记住清白二字。” 他想起1920年在上海组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夜晚。 十几位志士围坐桌前，他拿出一枚新刻的“共赴国难”印章，挨个在誓言上盖章。 “从今日起，我们的责任，是为中国寻一条光明之路。”他的话语掷地有声。 后来即便与组织产生分歧，这枚印章代表的初心，他也从未忘却。 1932年上海被捕后，国民党在狱中给他送来纸笔，想让他写悔过书。 他却拿起笔，在纸上刻下“宁为玉碎”四字印章图案，直言“可杀不可辱”。 狱警见状动容，悄悄给他找来石料，让他在狱中刻章消遣，排遣孤寂。 夜色渐深，旧宅里的油灯忽明忽暗，陈独秀的呼吸越来越微弱。 他再次攥起“独秀山民”印章，仿佛握住了一生的信念与坚守。 从考中秀才却放弃科举，到三次东渡寻求真理； 从创办《新青年》掀起新文化运动，到推动建党践行初心； 从拒绝各方拉拢坚守独立，到怀巨款却断粮宁死不屈。 每一步，都藏着文人的气节，更藏着对家国的责任与大义。 1942年5月27日，这枚陪伴他晚年的印章，从他无力的手中滑落。 六十三岁的陈独秀，在贫病交加中离世，临终前仍望着印章的方向。 潘兰珍遵照遗愿，将“独秀山民”印章交给儿子陈松年保管。 那两万元巨款，被完好无损地归还国民党教育部，分文未动。 亲友凑钱为他举办了最简单的葬礼，将他安葬在鹤山坪的荒坡上。 如今，鹤山坪的陈独秀旧宅已被修缮为纪念馆，向世人开放。 馆内陈列着“独秀山民”印章的复制品，旁边摆放着《小学识字教本》的手稿复印件。 前来瞻仰的人们，驻足在印章展品前，聆听着那段宁饿不屈的坚守故事。 旧宅的青砖黛瓦间，仿佛仍回荡着他“为家国尽大义”的誓言。 主要信源：（澎湃新闻——【红色记忆】陈独秀的晚年生活‖俞荣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