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冬天，西藏一位农奴冒着寒冷的天气，正在从事牛马一样的劳动。他一脸苦相，

1938年冬天，西藏一位农奴冒着寒冷的天气，正在从事牛马一样的劳动。他一脸苦相，手脚都被铁链锁着，大冷的天，浑身上下就穿了一件薄薄的遮羞布。 咱就把镜头拉回到1938年的那个冬天。 那时候的拉萨以北，有个叫丹增的小伙子。那年他才22岁，正是身强力壮的年纪，可你看他那模样，腰背佝偻得像个老头，脸上全是陈年的污垢和冻疮。最扎眼的是，他的手腕和脚踝上，赫然锁着粗重的铁链。 这铁链子，他已经戴了整整4年。 仅仅是因为18岁那年，他在给领主放羊的时候，碰上了一场罕见的“黑风”——也就是咱们说的大暴风雪，丢了一只刚断奶的小羊羔。 就为这一只羊，领主的管家二话不说，把他按在地上，用烧红的铁锁扣，“滋啦”一声钉在了他的手脚上。管家当时撂下一句话：啥时候领主消气了，啥时候这链子才能取下来。 1938年的冬天特别冷，寒风跟带着倒刺的鞭子似的，往骨头缝里钻。丹增身上穿的啥？就一块破得不能再破的遮羞布，别说御寒了，连身体都遮不全。 他的手脚早就冻成了紫黑色，铁链磨破的地方结了血痂，刚结好，一动弹又裂开，渗出来的血珠子瞬间就冻成了红色的冰碴。 他干的活儿，是给领主的牦牛喂草，还得清理那些臭气熏天的粪便。每走一步，那铁链就撞在旁边的木桩上，“哐当、哐当”直响。这声音在空旷的雪地里听着特别渗人，每一声都在提醒他：你不是人，你是会说话的牲口。咱们现在看着觉得不可思议，但在当时的西藏，这是常态。 丹增的父亲也是个苦命人，是领主名下的“差巴”。老头子背驼得厉害，脸上的皱纹深得能夹死苍蝇。他每年得给领主交几十斤青稞，还得去服那没完没了的无偿劳役。 有一次，父亲趁管家不注意，偷偷摸摸塞给丹增一个热乎乎的土豆。那是老头从牙缝里省下来的口粮。丹增捧着那个土豆，眼泪噼里啪啦往下掉，却愣是不敢哭出声。为啥？怕管家听见，连累老爹一起挨罚。 在那个世道，亲情都得小心翼翼地藏着掖着。 至于丹增的母亲，命更苦。她是寺院的属民，一辈子都在给喇嘛干活，打水、舂米、缝补衣服。丹增10岁那年，母亲累死在打水的路上。死了以后呢？连个像样的坟头都没有。按照那会儿的规矩，属民的生死就是寺院一句话的事儿，尸体直接拖走，随便找个山沟沟一扔，那是真的“死无葬身之地”。 还有他那个漂亮的妹妹卓玛，才十几岁，就被领主看中抢走了。从那以后，丹增再也没见过妹妹，只能在夜里对着木桩一遍遍喊她的名字。 这么惨，他们为什么不跑？为什么不反抗？ 跑？往哪跑？当时西藏95%以上的土地和生产资料，都掌握在占人口不到5%的官家、贵族和寺院上层僧侣手里。 剩下的95%的人，全是农奴和奴隶。没有主人的许可，抓回来就是剥皮抽筋。 有资料记载，有的农奴因为交不起差税，被活生生挖掉了眼睛；有的因为反抗领主的调戏，被打死在庄园门口。甚至还有用人皮做的唐卡、人骨做的法器。这些血淋淋的事实，现在听起来都让人头皮发麻，但在当年，那就是压在百万农奴头顶上的一座大山。 那条锁着丹增的铁链，其实锁住的是整个西藏的灵魂。 这种暗无天日的日子，一直持续到50年代。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谁也挡不住。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尤其是1959年的民主改革，对于丹增这样的农奴来说，那真叫“太阳出来了”。 这中间有个故事特别打动我。 1959年5月，开国中将张国华去了山南地区的泽当。那时候拉萨刚刚平叛结束，很多地方还不稳当。但张国华没带什么警卫，穿着一身旧棉衣，就下到了翻身农奴的家里。 当时有个叫达娃的农奴，一辈子受尽了领主的折磨。因为交不起租税，老婆孩子跟着受罪，儿子都被抢去当了家奴。 张国华进了达娃那个黑黢黢的家，坐在满是牛粪味的地上，端起那碗黑乎乎的豌豆面就吃。这举动把周围的农奴都看傻了。在他们的认知里，“帮帮拿”那是天神一样的人物，怎么可能跟他们这种“下贱人”坐在一起吃这种猪狗食？ 当确认眼前这个和蔼的人真的是解放军的大司令时，那些一辈子只知道下跪的农奴，一个个哭得像孩子一样。 在拉萨东郊的蔡村，张国华还碰到了一个叫仓杰的女农奴。她家世世代代给贵族种地，借了“驴打滚”的高利贷。祖母还不完，妻子接着还，利息滚利息，这辈子、下辈子都还不清。 张国华听完，坚定地告诉她：“这种苦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咱们要分地，要废除那些烂账！” “谁种谁收，不交租，不纳税。” 这短短几个字，对于当时受苦受难的农奴来说，比什么经文都好听。 后来，丹增他们真的分到了土地，分到了牲口。那条锁了他4年的铁链，终于被砸开了。那一刻，他摸着自己满是伤疤的手腕，看着远处不再属于领主的雪山，估计心里那种滋味，咱们常人根本体会不到。 旧西藏的农奴制，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最野蛮的制度之一。 它把人变成了会说话的工具，把绝大多数人的血肉，变成了少数权贵享乐的养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