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钱学森整天躺着，不爱说话，也不理人，家人以为他得了老年痴呆，谁知当医生问他100减7等于多少？钱学森怒斥他，你知道你在问谁吗？我是大科学家钱学森！ 2009年深秋的午后，航天大院老房子的阳光格外柔和。 三位年轻的航天工程师轻手轻脚走进病房，手里捧着厚厚的技术资料。 病床上的钱学森呼吸微弱，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却努力睁开了眼睛。 “钱老，我们遇到个轨道计算的难题，想请您指点一下。”带头的工程师轻声说。 蒋英连忙上前，在老人背后垫好靠垫，又把资料举到他眼前。 所有人都以为老人或许没力气回应，没想到他沉默片刻后开了口。 声音沙哑却清晰：“把数据曲线指给我看看。” 工程师赶紧指着资料上的曲线，老人的目光紧紧锁定，眼神里没了疲惫。 几分钟后，他示意护工拿来纸笔，颤抖的手握着铅笔。 一笔一划写下“推力平衡”“误差修正”几个关键词，字迹虽歪却有力。 “按这个方向查，问题出在初始参数的细微偏差上。”他缓缓说道。 这一幕，让在场的年轻人红了眼眶，也让人想起他年轻时的“拼劲”。 1935年，24岁的钱学森刚到美国麻省理工，就遭遇了“下马威”。 第一堂航空动力学课上，教授看着黄皮肤的他，轻蔑地说“中国人不适合学这个”。 这句话像针一样扎在他心上，他没反驳，只是把所有精力都砸在了学习上。 麻省理工的实验室有规定，晚上十点关门，他就申请了特殊权限。 深夜的实验室里，只有他的台灯亮着，键盘敲击声和演算声此起彼伏。 有一次为了验证一个飞行模型，他连续三天三夜没合眼。 累到极致就趴在桌上眯十分钟，醒了继续调试，最终拿出了完美的实验报告。 期末考核时，他的成绩远超所有美国同学，教授特意当众向他道歉。 师从冯·卡门后，他的吃苦劲头更足了。 有次参与跨声速风洞实验，为了捕捉关键数据，他顶着巨大的气流噪音。 站在实验舱外连续观察八个小时，耳朵嗡嗡作响也不肯离开。 冯·卡门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钱学森的毅力，是我见过最惊人的。” 谁也没想到，这位在海外崭露头角的科学家，会放弃优渥待遇回国“开荒”。 1955年，历经五年软禁的钱学森终于踏上故土，眼前的景象让他揪心。 所谓的“航天科研院”，只是几间破旧的厂房，连最基本的计算设备都没有。 要研制导弹，就得从零开始，甚至连相关的基础资料都要自己整理。 戈壁的冬天格外寒冷，帐篷里的煤油灯根本抵不住严寒。 他和团队成员挤在一起，盖着厚厚的棉被，借着灯光演算数据。 粮食不够吃，就用咸菜就窝头，有时候连窝头都不够，就靠喝米汤充饥。 有年轻队员想家哭了，他就笑着说：“现在多吃点苦，将来国家就少受点气。” 正是这份“啃硬骨头”的毅力，让他们在1960年迎来了突破。 中国第一枚近程地地导弹发射成功的那天，钱学森站在发射架旁。 看着腾空而起的导弹，这位从不轻易流泪的硬汉，悄悄抹了眼角的泪。 岁月不饶人，晚年的钱学森被严重的骨质疏松缠上，稍动就可能骨折。 医生勒令他卧床休息，可他怎么也放不下航天事业。 他让家人做了个可调节的床头架，把科研资料和报纸都放在上面。 哪怕躺着不能动，也要每天看几个小时资料，听新闻了解航天进展。 保健医生担心他的认知状况，曾提议做个简单的减法测试。 “钱老，咱们测测反应，一百减七等于多少？”医生轻声问。 “九十三。”钱学森几乎脱口而出。 “再减七呢？” “八十六。”他稍作停顿，语气依旧平静。 可当医生准备问第三个问题时，老人突然提高了声音：“你知道我这辈子算过多少数据吗？” 病房里瞬间安静，老人接着说：“导弹轨道、卫星参数，哪一个不比这复杂百倍。” 医生满脸通红地道歉，蒋英在一旁轻声安慰：“他不是故意的，只是太在乎科研了。” 其实大家都明白，老人的脑子从未糊涂，只是把精力都留给了科研。 除了为年轻人答疑，他还在病榻上整理自己的科研笔记。 每页笔记都写得工工整整，标注着关键要点，想留给后人参考。 他对时间的把控更是精准到极致，每周三下午三点的检查。 哪怕身体再不舒服，也会提前做好准备，从不会让医生等。 床头柜上，永远摆着他亲手整理的药品清单，每种药的用法用量都写得清楚。 这份刻在骨子里的严谨，伴随了他一生。 2009年10月31日，钱学森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这位“中国航天之父”虽然离开了，但他的精神从未远去。 他病榻前的“特殊课堂”，成了航天界的精神坐标。 信息来源：（中国科学院官网《钱学森的最后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