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的一天，成都军区司令贺炳炎上将准备外出，他的二儿子高喊：“哨兵（警卫员），你去……”贺司令一听，直接一巴掌扇在儿子脸上，训斥道：“你个小娃娃，哨兵是你喊得吗？你要喊哨兵叔叔。” 这一巴掌，打得又快又重，不仅让二儿子愣在原地哭出声，连旁边的警卫员都吓了一跳。谁都知道，贺炳炎对子女疼爱有加，家里孩子多，他再忙也会抽出时间陪他们玩耍，可唯独在“尊重”二字上，这位开国上将从来没有半分妥协。警卫员赶紧上前劝：“司令，孩子还小，不懂事，您别生气。”贺炳炎却脸色铁青：“小就可以没规矩？我贺炳炎的儿子，不能仗着老子的身份，就对战士们呼来喝去！” 了解贺炳炎的人都知道，他这一巴掌，不是脾气暴躁，而是骨子里容不得半点特权思想。这位出生于湖北松滋的苦孩子，16岁就跟着贺龙闹革命，长征路上，他在瓦屋塘战斗中被敌人的子弹打断右臂，没有麻药、没有手术器械，医生只用一把木工锯、一把剪刀，花了两个多小时才完成截肢手术。术后仅6天，他就拄着拐杖重返战场，凭着一只左臂指挥部队冲锋，从此有了“独臂将军”的美名。 革命年代的生死考验，让贺炳炎对战士们有着特殊的感情。他常说：“我这条命是战友们拼出来的，没有他们，就没有我贺炳炎。”抗日战争时期，他担任120师716团团长，在雁门关伏击战中，率领部队歼灭日军500余人，击毁汽车30余辆，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战斗中，他左臂负伤，却依然坚持指挥，战士们劝他后撤，他怒吼：“战士们都在拼命，我怎么能当逃兵！”解放战争中，他历任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员、第一军军长，从西北打到西南，歼敌无数，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 新中国成立后，贺炳炎担任成都军区司令员，成为手握重兵的开国上将，可他始终保持着农民的本色。家里的房子是军区分配的普通平房，墙壁斑驳，地面还是水泥地，部下多次提议翻新，都被他拒绝：“老百姓还住着土坯房，我住着平房就不错了。”他的工资大多用来接济老战友和困难群众，自己和家人却过得十分简朴。 孩子们穿的衣服都是老大穿完老二穿，老二穿完老三穿，补丁摞补丁是常有的事。有一次，二儿子实在受不了，哭着想要一件新衣服，贺炳炎摸着他的头说：“衣服能穿就行，要新衣服不如要本事，以后自己挣钱买。” 对子女的教育，贺炳炎始终坚持“平民化”。他规定，孩子们不能坐他的专车，上学放学必须自己走路或坐公交车；不能在学校炫耀自己的父亲是司令，要和普通同学一样遵守纪律；不能接受别人的馈赠，哪怕是一块糖、一支笔。 有一次，大儿子贺雷生在学校和同学打架，原因是同学嘲笑他“穿得像叫花子”，还说“你爸爸是司令，怎么不给你买新衣服”。贺雷生回家后向父亲哭诉，本以为能得到安慰，没想到贺炳炎反而批评他：“打架就是不对，不管别人怎么说，你都不能动手。穿补丁衣服不丢人，丢人的是仗势欺人、好吃懒做。” 这次二儿子喊“哨兵”而不喊“叔叔”，触碰了贺炳炎的底线。在他看来，警卫员和哨兵都是革命战士，是为国家、为人民服务的，他们和自己一样，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孩子们从小就应该学会尊重每一个人，尤其是为他们保驾护航的战士们。 贺炳炎的家风，不仅影响了自己的子女，也感染了身边的所有人。成都军区的干部们都知道，贺司令对自己和家人要求严格，对部下却十分关心。战士们生病了，他会亲自去探望；战士们家里有困难，他会主动帮忙解决。有一次，一位哨兵的母亲生病住院，需要一大笔医药费，哨兵急得团团转。贺炳炎得知后，当即拿出自己的积蓄，还发动军区干部捐款，帮哨兵解了燃眉之急。那位哨兵感动得热泪盈眶，说：“贺司令，您真是我们的好领导、好亲人！” 1960年7月1日，贺炳炎因病去世，年仅47岁。他的孩子们牢记父亲的教诲，没有利用父亲的光环谋取私利，而是凭借自己的努力，在各自的岗位上默默奉献。大儿子贺雷生参军入伍，成为一名普通的战士，在部队里刻苦训练，多次立功受奖；二儿子贺陵生继承父亲的遗志，投身国防事业，为国家的安全稳定作出了贡献；女儿贺京生则成为一名医生，救死扶伤，深受患者爱戴。 贺炳炎的一巴掌，打醒了孩子的特权思想，也打出了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在那个物质匮乏、百废待兴的年代，正是因为有无数像贺炳炎这样的革命前辈，他们以身作则，严于律己，不搞特殊化，始终保持着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才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和拥护，为新中国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如今，时代变了，生活条件好了，但贺炳炎的家风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提醒我们，无论身份高低、地位贵贱，都要尊重他人、坚守底线，不能有特权思想；它激励我们，要传承和弘扬革命前辈的优良传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国家的繁荣富强、人民的幸福安康而努力奋斗。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