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回，卢麒元一句话，把中国经济学界多年来心照不宣的尴尬，揭了个底朝天。他说，中国经济的辉煌成就，竟然还得靠西方理论来“翻译”解释，这就像一个成年了的孩子，还穿着小时候的衣服，走在大街上，不脸红都难。 卢麒元这话听着尖锐，但它刺破了一个我们许多人心里都揣着，却又不愿意轻易捅破的窗户纸，这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面子”问题，而是关乎我们未来道路的“里子”问题。 过去几十年，我们确实是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中杀出了一条血路，当我们需要理论指导的时候，很自然地，我们拿来了当时世界上最主流的经济学工具箱。 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化改革，这些理论在特定的发展阶段，都或多或少地为我们提供了借鉴，帮助我们理解市场、搞活经济。 可以说，它们是我们经济学界的“启蒙老师”，在那个追赶的年代，我们是谦虚的学生。 但是，学生总有毕业的一天，孩子也总有长大的一天，今天的中国经济，体量、结构、运行逻辑，以及它所处的全球环境，已经远远超出了那些经典理论诞生时的背景。 我们有全球最完备的工业体系，有强大的、具备战略调节能力的国有经济成分，有独特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还有数字经济带来的全新业态。 这些“中国特色”的变量，你硬要用西方那些以“小政府、大市场”、“个体理性人”为基本假设的理论模型去套，结果必然是削足适履，解释不通。 更深层次的尴尬在于，当我们的实践已经跑在了前面，理论却还在后面气喘吁吁地追赶，甚至还在用别人的地图来找自己的路，这会带来什么后果？ 我们会丧失定义自己的权利，你解释不了自己，别人就会来“帮你”解释，于是，在国际上，各种“国家资本主义”、“威权发展模式”的帽子就扣过来了。 这些标签看似在描述，实则在扭曲，它们用一种预设的、带有偏见的框架来裁剪我们的现实，让我们百口莫辩。 我们明明走出了一条和平崛起、合作共赢的新路，但在他们的叙事里，我们总是一个“异类”和“挑战者”。 如果我们的成功无法用主流理论来解释，那我们的成功是偶然的吗？是不可持续的吗？这种理论上的不自信，会动摇我们对自身道路的信心。 很多时候，我们的一些政策争论，根子就在于此，究竟是应该更靠拢西方模式，还是应该坚定地走自己的路？ 当理论工具箱里只有别人的锤子时，看什么问题都像是钉子，总想着去“修正”那些不符合西方理论的“中国特色”。 卢麒元的比喻之所以戳中要害，就在于它形象地说出了这种“身心不符”的窘境，我们的“身体”，也就是中国经济的实践，已经长得非常茁壮、独一无二。 但我们的“心智”，也就是经济理论体系，还停留在学习和模仿的阶段，这件“童装”不仅穿着不舒服，限制了我们身体的舒展，更重要的是，它让我们无法清晰地认识自己、表达自己。 所以，这事儿的根本，已经不是要不要建立我们自己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问题，而是我们必须立刻、马上着手去建立。 这个理论体系，不能是关起门来空想的空中楼阁，它的营养必须来自我们脚下这片火热的实践大地。 要把我们独特的金融体系、产业政策、土地制度、国企改革等等这些实践经验，提炼成有学理、有逻辑、能自洽的理论模块。 这不仅仅是经济学家的事，这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的自信和未来，只有当我们能用自己的话，讲清楚自己的故事，我们才能真正从一个经济大国，走向一个经济强国，一个在思想和理论上也对世界有贡献的国家。 信息来源：北京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