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1976年1月8日周总理与世长辞后，突然发生了一件怪事。谁也想不到上午刚闭眼的总理，下午便被人秘密送往了医院，而总理生前的警卫和秘书均是一脸痛苦。发现不对劲的一些人以为有阴谋，便连忙上报组织，可却被告知不用管。 1976年1月8日的北京，寒风似乎比往年更刺骨，这天下午，政治中心发生的一连串“反常”举动，让不少嗅觉敏锐的人感到了空气中的异样紧张。 上午9时57分，那颗为这个国家跳动了78年的心脏刚刚在305医院停止搏动，短短几个小时后，一辆挂着严密窗帘的吉姆车便载着刚刚逝去的总理遗体，匆匆驶向北京医院的后门。 这不是去往灵堂的方向，也不是去往八宝山，同行的警卫和秘书们虽然个个面带悲戚，但对于车子最终的目的地守口如瓶。 当时有一些不明就里的知情者感到惊恐，甚至怀疑这其中是否暗藏什么政治阴谋，急忙向上级汇报，得到的答复却冷硬而简短：“别问，按指示办。” 同样被卷入这场“神秘行动”的，还有北京饭店的理发名师朱殿华。 那天下午，朱师傅是被急促的敲门声惊醒的，来人让他立刻带上工具箱走，什么都别问，车子在充满肃杀气息的街道上穿行，不仅哨卡密布，那种压抑的沉默更让他心里直打鼓。 直到他被带进北京医院那一间并不起眼的房间，揭开那层白布时，手中紧握的工具箱差点没拿稳摔在地上。 躺在他面前的，不再是那个曾让他倍感亲切的老主顾，眼前这副躯体，颧骨高耸，脸颊深陷，皮肉干瘪地贴在骨头上，那一刻朱师傅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怎么能有人瘦成这个样子？ 这不是什么阴谋，而是周恩来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份“礼物”——彻底的病理解剖。 在那间此时只有冷色调灯光的解剖室里，病理学家吴阶平与负责主刀的韩宗琦副院长正面临着职业生涯中最沉重的一刻。 并没有太多人知道，早在那个政治风云变幻的年代，这位看似无所不能的总理其实是靠着怎样一副早已被掏空的躯壳在支撑。 随着解剖刀划开皮肤，呈现在医学专家面前的景象简直触目惊心，报告上那些冷冰冰的数据，对应的是一种常人难以想象的剧痛：癌细胞已经在他的体内肆虐蔓延。 除了那个众所周知的直径5厘米的右肾肿瘤，他的肺部、肝脏、结肠甚至膀胱，共有十二处器官组织被确认癌变。 就是这具在最后称重时仅剩61斤的身体，在确诊癌症后的那几年里，经历了大小13次手术，在此期间，他还主导了震惊世界的中美外交破冰，制定了那份关于四项现代化的宏伟计划。 就在这副已经被癌细胞彻底“吃空”的皮囊之下，他在每一个还能下床的日子里，都要郑重其事地佩戴好那枚“为人民服务”的胸章，挺直早已不再强健的脊梁去会见外宾、批阅文件。 他用这副残躯，真正做到了对国家机体运转的无限透支，直至在科学层面上也无法再压榨出一丝能量。 当医学上的研究任务完成后，轮到了朱殿华师傅进行最后的整理，韩宗琦副院长特意把他拉到一边，红着眼圈千叮咛万嘱咐：千万要把刀磨得最快，肥皂一定要多涂几遍，因为那张饱经风霜的脸上，皮肤已经薄如蝉翼，经不起哪怕是最轻微的剐蹭。 朱殿华的手一直在抖，他忽然明白为什么过去这八个月总理一直拒绝理发，那是不想让老熟人看到自己被病魔折磨得不成人样的脸而难过。 他在泪光中小心翼翼地刮净了那蓬杂乱的花白胡须，在这个间隙，他做了一件稍显“违规”的事——偷偷截留了一缕花白的头发藏进贴身口袋，那是他对自己敬爱的总理唯一的私心留念。 当工作人员准备为这位大国总理换上最后行装时，尴尬与辛酸的一幕却让在场的铁汉们再次破防，翻遍了衣柜，大家竟然找不出一套像样的新衣服来做寿衣。 最后只能由邓颖超大姐含泪拍板，选了一套他生前穿得最多的中山装，而在那件体面的外套里面，包裹着总理身体的，竟然是补丁叠着补丁的旧内衣。 这不是一般的葬礼准备，而是一场彻底的自我消融。 按照他在清醒时立下的遗嘱，不仅遗体要交给医院做解剖研究，甚至连骨灰也不保留，1月15日深夜，在这个国家万家灯火熄灭之时，一架原本用于农业作业的安-2小飞机搭载着那只特殊的骨灰盒，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机上的四位执行者——邓大姐与其身边最信任的罗青长等人，每到一个指定坐标，便挥洒一把骨灰，将其归还于天地。 第一把骨灰洒向了北京上空，第二把洒向了天津的海河入海口，最后的部分，洒在了山东滨州的黄河入海口。 在生命的尽头，这位不仅参与了南昌起义、长征，更亲手奠基了新中国外交与建设基石的老人，真的如他所愿，除了一个繁荣的期许，没有给这个世界留下任何有形的负担。 他在病床上曾对医生说过“我这里没事了，去照顾别人吧”，那不是客套，而是他一贯的行为准则：燃尽自己，直到变成尘埃，也依然要滋养这片土地。 信源：北晚在线 这次绝密飞行由空军政委亲自指挥,为了实现一个人的遗愿 澎湃新闻 周恩来是爱国工商界的良师益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