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58岁翁瑞午糟蹋了一名女大学生。对方母亲大怒，发誓要将他告进大牢。不料到了法庭上，翁瑞午正准备认罪，女大学生却突然跳出来说：“怀孕是我的责任。” 翁瑞午的一生，就像一幅旧时光的画卷，光鲜却又带着斑驳。他出生在桂林的一个官宦家庭，父亲是知府，家中宽敞的宅院，朱漆大门，石狮子镇守门口，逢年过节，门口车马不断。 小小年纪的他，便在侍女和书童簇拥中长大，穿着丝绸长衫，手里握着毛笔练习字帖，屋里传来琴声和书香。 他从小聪明伶俐，却也习惯了被人捧着、被人敬畏。仆从们习惯叫他“少爷”，小巷里的邻居见了便会点头行礼，甚至有人一眼就认出他，心中便暗暗惊叹：这就是知府家的小公子。 少年时代的翁瑞午喜欢看书、听戏，偶尔拿着父亲收藏的画卷，模仿名家的笔触。他的童年并不贫困，衣食无忧，甚至可以说是被宠坏了。 他在书斋里度过了大部分时光，偶尔出去玩耍，也总是穿得整齐，仿佛生活本身就是一场舞台剧，每一个动作都有人在看。 长大后，他的生活方式延续了这种“被关注”的习惯：无论走到哪里，总有人会认出他，询问家世，聊些风雅之事。 民国时期，他在上海、桂林等地穿梭，与文人、官宦、商人交往。他擅长谈时局，也喜欢在酒席上讲故事，讲些古代奇闻轶事或民间传说，大家总是听得入迷。 酒桌上，他总能用几句话赢得掌声，或让人哈哈大笑。他不求什么功名利禄，倒是对社交和风雅生活十分热衷。 也正因为这些，他结识了不少文化名流和艺术界人士，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陆小曼。 陆小曼与翁瑞午的故事，有些像民国时期的小说。徐志摩去世后，陆小曼独自承受着生活的压力与心理的创伤。 那段日子，她常常独坐窗前，手里握着徐志摩的书信，眼角挂着未干的泪痕。 翁瑞午曾为她推拿治疗，照料起居，帮她熬药，给她买来新衣，陪她散步聊天。他耐心地听她讲往事，偶尔陪她看戏，或一起讨论画作的技法。 他并不急于表白，只是默默在她身边。久而久之，陆小曼开始依赖他的陪伴，翁瑞午也渐渐发现，自己已经无法再把她当作普通朋友。 他们的生活平静却又不被世俗理解。翁瑞午每天清晨会先去书房翻阅报纸，随后整理自己的收藏，偶尔有人来访，他会端茶递水，谈笑风生。 下午，他陪陆小曼散步，或坐在阳台上给她讲故事，讲民间传说、画家逸事，偶尔也会谈论时事政治。 他的生活里既有旧式绅士的优雅，也有现代都市人的自由气息。邻居们对他们议论纷纷，有人说他好心照顾孤寡女子，有人则说他这是在“纠缠”别人，但他总是淡然一笑，不予理会。 在1950年代，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打破了他的平静。那一年，他已五十多岁，生活中出现了一个年轻的女大学生关小宝。 她出身普通家庭，聪慧但又单纯，母亲独自辛苦抚养她读书。翁瑞午本想以长辈的身份辅导她，偶尔带她参加文化活动，教她弹琴、看书。但在某次相处中，他越界了。 这件事很快被关小宝的母亲察觉，她气得面色铁青，几乎每天夜里都辗转难眠，暗暗发誓：“一定要讨回公道，让他付出代价。” 案件进入法院时，整个城市都在议论。一个是五十多岁的官宦后代，风度翩翩；一个是年仅二十出头的女大学生，天真而无助。 庭审那天，关小宝的母亲几乎哭得站立不稳，手里紧握着女儿的手，仿佛这样就能保护她。翁瑞午坐在被告席上，低着头，脸上带着复杂的表情——既有愧疚，也有无奈。 他原本打算坦白认罪，但就在关键时刻，关小宝突然站了出来，声音坚定：“怀孕是我的责任。”法庭里瞬间安静，所有人都愣住。母亲几乎昏倒在旁，旁听的人一时间哗然。 最终，法院判定翁瑞午有罪，处以两年有期徒刑。判决虽然相对较轻，但对他而言，是名誉与生活的一大打击。昔日的风光、关系、社会地位，都未能阻止法律的判决。 两年刑期，对于一个年过半百的人来说，并不轻松。他在狱中生活简朴，静静反思，仿佛日子被拉长成了一条漫长的河流，让人无所遁形。 出狱后，翁瑞午少言寡语，不再像以前那样频繁出现在社交场合。有人说他开始闭门读书，偶尔写写书信；有人说他仍旧照顾陆小曼，但再也没有公开的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