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元年（1796年），乾隆退位，嘉庆登基，普天同庆，嘉庆的师傅朱珪上了一道奏折，祝贺新帝登基。这本来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没想到领班军机大臣横插一杠子，让朱珪被降为安徽巡抚。 1796年，85岁的乾隆老爷子搞了个“禅位大典”，把皇位传给了第十五子永琰，也就是嘉庆。表面看，嘉庆是皇帝了，但实际上呢？乾隆自称“太上皇”，但手里那把权力的把子，攥得比谁都紧。他在归政大典上说得明明白白：“大事还是我说了算。”这就尴尬了，嘉庆这个皇帝，做得那是相当憋屈，基本就是个高级实习生。 这时候的朱珪在干嘛呢？他在广东当巡抚。他是嘉庆当皇子时的师傅，两人的感情，那真叫一个深厚。资料里记载，在朱珪外放期间，他和嘉庆的书信往来多达139次。这哪是师徒啊，这简直就是精神上的父子。朱珪教嘉庆什么？教他“养心、敬身、勤业、虚己、致诚”，全是儒家正统那一套，教他怎么做一个仁君。 嘉庆登基了，远在广东的朱珪心里高兴啊，那是自己看着长大的孩子出息了。于是，他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奏折，一来是祝贺，二来也是作为老师的一点期许。 这封奏折如果直接到了嘉庆手里，那就是一段师徒佳话。可惜，这道折子先到了军机处，也就是到了和珅的手里。 和珅这人，咱们都知道他是贪官，但他绝对不是傻子。相反，他的政治嗅觉灵敏得可怕。他早就看出来，嘉庆这个“实习生”虽然现在看着老实，但他身边要是聚起一帮像朱珪这样的正直文人，那以后还有他和珅的好果子吃吗？在和珅眼里，朱珪就是嘉庆的“大脑”和“脊梁”，想要拿捏住嘉庆，就必须把这两样东西给卸了。 于是，和珅拿着这道奏折，直接跑去找太上皇乾隆了。 和珅怎么说的？他肯定不能说“朱珪祝贺皇帝我嫉妒”，那太低级。他用了一招极狠的“上眼药”。他对乾隆说：“朱珪虽然在外地做官，但他心系新皇帝，这是在向新主子市恩啊！看来在他眼里，只知有新君，不知有太上皇了。” 这一招，毒就毒在正好戳中了乾隆晚年最敏感的那根神经——权力安全感。老皇帝最怕什么？最怕人走茶凉，最怕臣子们都跑去巴结新皇帝，把他这个太上皇架空。和珅这几句话，直接把朱珪纯粹的师徒情谊，定性成了结党营私和政治投机。 乾隆一听，火了。老爷子心想：我还没死呢，你们就开始眉来眼去搞这套？ 结果就是，原本朱珪是要被调回京城当大学士的，也就是进核心决策层。这下可好，任命书直接作废，乾隆一道圣旨，把朱珪从广东调到了安徽当巡抚。看着是平调，实际上是严防死守，绝不让朱珪进京，绝不让师徒二人见面。 这时候最痛苦的是谁？是嘉庆。 这还没完，和珅还要趁热打铁。当时嘉庆喜欢写诗，写了诗就想寄给朱珪看，让他指点指点。这本来是文人雅趣，也被和珅抓住了把柄。和珅安插在嘉庆身边的耳目吴省兰，那是全天候监视嘉庆的一举一动。嘉庆想给老师寄诗？立马有人打小报告。结果嘉庆又挨了乾隆一顿训，理由是“皇帝应该关心国家大事，怎么能沉迷于作诗这种小道，还私自和外臣联络？” 从那以后，嘉庆彻底明白了：只要和珅在，只要太上皇还听和珅的，他就必须当个哑巴，当个傻子。 朱珪被贬这件事，成了嘉庆帝王生涯的一个转折点。也就是从这件事开始，嘉庆开启了长达三年的“影帝”模式。 他开始刻意疏远那些正直的大臣，包括朱珪。他在公开场合对和珅毕恭毕敬，甚至对大臣们说：“我治理国家，全靠和爱卿辅佐。”和珅过大寿，嘉庆甚至要去凑热闹。和珅送他玉如意，他不仅收下，还写诗赞美。 这一切的隐忍，都源于1796年那次对他老师的打击。他看清了局势：硬碰硬，死路一条；只有熬，熬到老皇帝驾崩，才有翻盘的机会。 时间来到了1799年正月初三。89岁的乾隆驾崩。 这对于大清朝来说是国丧，但对于嘉庆来说，这是黎明前的至暗时刻。 接下来的操作，堪称教科书级别的政治清算。嘉庆仅仅用了15天，就把权倾朝野二十年的和珅连根拔起。这速度，快得让人眼花缭乱。从正月初四剥夺军权，到正月初八革职下狱，再到正月十八赐死，整个过程行云流水，没有任何拖泥带水。 很多人只看到了嘉庆杀伐决断的狠辣，却忽略了这背后积攒了多少年的怒火。 和珅一倒，嘉庆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召朱珪回京！ 嘉庆对朱珪的评价极高，后来朱珪去世，嘉庆给了他一个文人梦寐以求的谥号——“文正”。在清朝，能得到这个谥号的人，那是凤毛麟角，必须要做到“德才兼备，也就是咱们常说的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