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芯国际创始人张汝京曾说，他在自己离开台积电时，台积电董事长告诉他，你敢去大陆，那在台积电的这么多股票就不能拿了！ 如果要问一个人，眼瞅着几千万的财富瞬间化为乌有，心里得是个啥滋味？ 这事儿搁一般人身上估计得崩溃，但放在张汝京身上，那就是二十多年前他做的一个硬气决定。 那时候，台积电那边给他出了道“送命题”：想去大陆搞芯片？ 行，你在台积电攒下的所有股票和期权，全部作废。这笔钱，别说当年，就是放到现在也是个天文数字。但他连眼皮都没眨，回了五个字：“不要就不要。” 这股子倔劲儿，不是为了赌气，是因为他心里装着一笔更大的账。他在德州仪器干了二十年，是个顶级的建厂专家，但他爹张锡纶临终前那是念念不忘，总问他：“啥时候回祖国大陆建个厂啊？” 老爷子是炼钢专家，深知工业底子的重要性。这句话成了张汝京后半辈子的心病，也是动力。 世纪之交那会儿，咱们大陆的半导体产业说白了就是一片荒地，稍微有点技术含量的东西都被外国人卡得死死的。张汝京比谁都明白，手里没技术，那就跟被人掐着脖子过日子没两样。 为了不被卡脖子，2000年春天，张汝京带着三百多个愿意跟他干的工程师，一头扎进了上海的建筑工地，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中芯国际的开头。 这哪是创业啊，这简直就是去打游击战。 当时国际上有个叫《瓦森纳协定》的玩意儿，三十多个国家联手封锁，稍微先进点的设备都不卖给中国。 有钱你也花不出去。张汝京硬是被逼出了一身“旁门左道”的本事：满世界淘二手机器，整机买不到就买零件，甚至把设备拆散了，打着“教会捐赠”的幌子，绕道新加坡转运，千辛万苦才弄进国内。 机器进来了，还得靠那帮华人工程师一颗螺丝一颗螺丝地改，一个参数一个参数地调。就凭着这股拼命三郎的劲头，他们硬是在13个月里把一条8英寸晶圆生产线给建起来了。这速度，把全球同行都给吓了一跳。 从0.18微米开始，一点点往更精细的工艺啃，中国芯片制造终于算是喘上了第一口自主气。 但这商业战场有时候比真的战场还冷血。中芯国际起来得太快，老东家坐不住了，一场跨国官司打了好几年，理由甚至细碎到“员工用的操作菜单长得像”。 2009年，这事儿有了结果，中芯输了，赔了两亿美元，还割了股份。最让张汝京心寒的是，他必须离职，还得签个“三年不准干半导体”的协议。 走的那天，他在自己亲手建起来的园区里默默转了一圈，跟老部下说了句“别被困难打倒”，然后挥挥手，在这个花甲之年离开了自己的心血。 大家都以为张汝京输干浄了，该回家抱孙子颐养天年了。 但这老头心里有火，闲着对他来说才是受罪。三年禁令一过，那个“拼命三郎”马上杀了个回马枪。 66岁，他跑去搞新昇半导体，因为他发现虽然咱能造芯片了，但做芯片底子的300毫米大硅片还全靠进口，还是被人卡着。他说干就干，用了三年把技术攻克量产，然后把企业交给国家，自己转身又走了。 到了70岁，他又跑到青岛搞“芯恩”，想搞一种让大家共享资源的模式，帮国内那些中小设计公司活下来。 到了74岁，头发都全白了，他又出现在积塔半导体的名单里，这次是去啃汽车芯片这块硬骨头。 在他看来，只要是国内还没补上的短板，那就是他要去的地方。他说中国芯片不怕慢，就怕站着不动，只要一直往前走，早晚能追上。 在半导体这条又冷又长的跑道上，张汝京把自己活成了一颗火种。从当年扔掉巨额股票，到后来哪怕受了委屈也要坚持搞自主技术，他用这辈子的行动告诉大家啥叫真正的“会算账”——他算的是国家的大账，不是自己钱包的小账。 2025年的秋天，他在上海电力大学又站上了讲台，想着给这个行业再培养点愿意扎根实业的年轻人。这可能是他这盘大棋的最后一步：只有后继有人，这仗才算真打赢了。 如今回头看，当年扔掉的那些纸面富贵，早就变成了中国半导体产业挺直的脊梁，变成了咱们在国际牌桌上说话的底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