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6月16日，西安某医院给一位四十多岁男人做遗体解剖。医生发现他全身上下都是肿瘤，肝肺骨头里都有，胸腔里的肿瘤比心脏还大。现场好几个护士都哭了。 她们哭不是因为害怕，是心疼。这个男人叫罗健夫，才47岁，是航天工业部771所的工程师，一个把命都交给国家科研的“傻子”。 1965年，30岁的罗健夫从西北大学物理系毕业，主动请缨到航天工业部771所工作。那会儿国家航天事业刚起步，很多核心技术被国外封锁，“图形发生器”这种关键设备，人家不仅不卖，连技术资料都守得严严实实。所里把研发任务交给罗健夫时，他手里只有一张模糊的设备照片，连像样的实验室都没有。 他带着两名助手，在一间废弃的库房里搭起了简易工作台。没有图纸就一点点摸索，没有零件就自己动手加工，没有测试仪器就用土办法替代。白天泡在库房里计算数据、组装零件，晚上趴在桌上画图到深夜，饿了就啃几口冷馒头，渴了就喝几口凉白开。同事们劝他别这么拼，身体要紧，他总是摆摆手：“国家等着用设备，多耽误一天，我们就少一分竞争力。” 其实早在研发期间，罗健夫就时常感到身体不适。起初是乏力、咳嗽，后来发展到肝区疼痛，疼得直冒冷汗。他总以为是劳累过度，吃点止痛药、休息一晚就扛过去了。有一次在调试设备时，他突然晕倒在工作台前，被同事紧急送到医院检查，医生发现他肝脏上已有肿瘤，建议立即住院治疗。可他听说治疗需要长期卧床，硬是瞒着家人和同事，偷偷拿了点药就回到了工作岗位。 “图形发生器还没成功，我不能倒下。”这是他常挂在嘴边的话。那段时间，他白天忍着剧痛工作，晚上疼得睡不着就坐在床边琢磨技术难题。妻子看他日渐消瘦，眼眶深陷，逼着他去复查，他却总能找借口推脱。直到1981年，设备终于研发成功，填补了国内航天电子设备的空白，为国家节省了巨额外汇，他才在领导和家人的反复劝说下住院治疗。可此时，肿瘤已经全身扩散，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 罗健夫的“傻”，在单位是出了名的。研发成功后，上级给了他一笔巨额奖金，他却一分不留，全部分给了参与项目的同事和单位的困难职工。有人说他傻，到手的钱都不要，他却笑着说：“项目是大家一起做的，功劳不能算我一个人。”他的工资不低，却常年穿着打补丁的衣服，省吃俭用把钱捐给了贫困学生和灾区群众。家里的家具都是旧的，唯一值钱的就是一台用来查阅资料的旧收音机。 他对自己“抠门”，对工作却极其严格。每次调试设备，他都亲力亲为，哪怕一个微小的误差都不放过。有一次，助手在计算数据时出了一个小错误，他发现后，没有责备，而是陪着助手一起重新核对，直到深夜。他常说：“科研工作来不得半点马虎，我们多一分细心，国家的航天事业就少一分风险。” 在医院治疗期间，罗健夫最牵挂的还是工作。他躺在病床上，还在修改技术方案，给同事写信指导后续的设备优化。病情严重到说不出话时，他就用手势比划，让家人把纸笔拿来，写下自己的想法。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嘴里念叨的还是“设备”“数据”“国家”。 47岁，本该是人生的黄金时期，罗健夫却用生命践行了对国家的承诺。他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却用日复一日的坚守和奉献，书写了一名航天工程师的忠诚与担当。他的“傻”，是不计名利的无私，是为国奉献的执着，是新时代最可贵的精神品质。 如今，中国航天事业日新月异，从神舟飞天到嫦娥探月，从天宫遨游到火星探测，这些成就的背后，正是无数像罗健夫一样的科研工作者，用青春和生命铺就的道路。他们默默耕耘，无私奉献，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爱国情怀，什么是责任担当。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