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上海街头，亲眼目睹同胞被辱，恒社弟子魏庆春提刀便上擂台！谁能想到，他一人一刀，竟让七个日本浪人毙命当场！ 1939年深秋的一天，上海的马路还是那种灰扑扑的颜色。 突然，鲜红的血洒在路面上，刺得人眼睛生疼。魏庆春中刀的那一刻，几乎没有犹豫。 他胸口被钢刀捅穿，气息已经乱了，却硬是咬着牙往前猛扑了一步，把手里的短刀送进了对方的喉咙。 两个人几乎是同时倒下的，这不是谁占了便宜，而是一场拿命换命的死斗。 让人没想到的是，事情的主角不是军官，也不是成名已久的好汉，而是一个看起来再普通不过的上海年轻人。那时候的上海，被称作“孤岛”，外面是战火，城里是压抑。 黄浦江上日本军舰的汽笛天天响个不停，外白渡桥头挂着的太阳旗，像块大石头压在中国人心口上。 魏庆春这个名字，放在当年的人堆里，根本不起眼。 他是本地商户的儿子，家里做点小买卖。进杜月笙牵头的“恒社”也就两年左右，说白了就是想给自己和家里找点依靠。 那年头，租界外根本谈不上什么规矩，魏家生意做得提心吊胆，街坊邻居也天天担惊受怕。魏庆春进恒社，初衷很简单，就是想活得踏实一点。 平日里的他，说话斯斯文文，看着不像是会拼命的人。 那天他正准备去给同乡送点救命的药，路过街角，却看见让人一辈子都忘不了的画面。 几个日本浪人，横着膀子，拎着明晃晃的武士刀，正欺负一个卖花的姑娘。姑娘吓得直哆嗦，她年迈的父亲冲上去想挡在前面，结果被一脚踹倒在地，那把刀还直接架在老人的脖子上。 周围围了不少中国人，一个个脸色发白，拳头攥得死紧，指甲都掐进肉里，可就是没人敢出声。 日本浪人的笑声刺耳，皮靴踩地的声音一下一下敲在心上。 大家都以为，这又是“孤岛”里再平常不过的一幕屈辱。 偏偏魏庆春站不住了。 他也清楚，自己不是练家子，学过的那点拳脚，还是在恒社里跟前辈学来防身的。 可那一刻，他顾不了那么多了。他把家里留下的一把短刀攥进手里，几乎是本能地冲了过去。 这不是比武，也不是逞能，是彻头彻尾的拼命。 第一个浪人还没反应过来，手腕就被划开，刀脱了手，紧接着就挨了致命一刀。血一下子溅开，剩下的几个浪人立刻红了眼，像疯了一样围上来。 一对七，谁都知道这是什么结果。可魏庆春硬是在七把武士刀中间顶住了。 他不讲什么花架子，全是街头最直接的招数，能活一秒是一秒，能下死手绝不留情。怎么快怎么来，怎么狠怎么干。 时间并不长，也就十来分钟，可在围观的人眼里，像过了一辈子。 地上陆陆续续倒下了六个浪人，横七竖八地躺着。这样的场面，整个上海滩都少见。 可魏庆春也早已成了血人，长衫被染得看不出原色，胳膊和腿上全是翻开的伤口。 最后那个浪人，是上过战场的，最凶也最狠。 刀扎进魏庆春的胸口，人群里的惊呼还没喊出口，他已经用尽最后一点力气，再次扑了上去。 既然活不了，那就一起死。他把短刀送进了对方要害，两个人一同倒进血泊。 街头突然安静得吓人。 紧接着，压了太久的情绪一下子炸开，那不是欢呼，而是憋了太多年的愤怒和悲痛。 事后，这个一个人拼掉七个浪人的年轻人，没有风光的下场。有人偷偷把他的遗体抬走，埋在郊外的乱葬岗，连名字都不敢刻下来。 可他的血并没有白流。在那个最黑暗的年代，这样的反抗就像火星，哪怕很小，也能烫人。 魏庆春并不是孤例。 同一年，在嘉定徐行的八字桥，吕炳奎带着人和日军正面交手，打死打伤敌人近二十个，把平时耀武扬威的鬼子赶回城里；而在市区一户普通人家里，一位姓郑的母亲，把七个孩子一个个送上抗日前线。 每次送行，她只说一句话：中国人不能不反抗。后来人们才知道，她的大儿子早就死在了日军的枪下。 再回头看，1939年的上海，不只是沦陷后的繁华空壳，更是靠无数普通人撑着的一口气。 他们没有整齐的军装，没有周密的计划，有的只是手里一把刀，或者一个母亲站在门口的背影。 正是这些人，用最直接、最惨烈的方式告诉侵略者：中华民族的骨头，是硬的。 魏庆春倒在了那个没名字的街头，但他宁死不跪的那股劲，早就和那天的血一样，渗进了这座城市，也渗进了这片土地的骨子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