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杨虎城的孙子杨瀚来到夏威夷探望张学良。 隔着公寓的玻璃门，他看见这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正坐在藤椅上看报纸，阳光把影子拉得很长。 当杨瀚说明身份时，老人放下报纸的手顿了顿，半晌才说了句"进来吧"，声音轻得像被海风刮散。 杨瀚怀里揣着父亲杨拯民的遗愿。 这位杨虎城长子临终前攥着他的手，反复念叨"去看看汉卿公，就说杨家后人不怪他"。 1998年冬天，杨拯民在病床上翻出泛黄的老照片，指着1936年西安新城大楼前的合影祖父杨虎城与张学良并肩而立，军大衣上落着未化的雪。 第一次见面持续了不到半小时。 杨瀚试图提起西安事变时的往事，张学良端着茶杯的手指关节泛白，眼神始终落在窗外的椰子树上。 "过去的事，记不清了。 "老人打断他，将没喝完的茶倒进花盆。 杨瀚注意到，茶几上摆着本《民国史话》，关于西安事变的章节被折了角，却没有任何批注。 2000年张学良百岁寿辰，杨瀚再次登门。 这次他带来个木盒，里面是杨虎城生前常用的砚台，砚边还留着弹痕1936年12月12日清晨，祖父就是用这方砚台压住了《救国八项主张》的文稿。 张学良接过木盒时手抖了一下，盒盖没扣紧，砚台滑出来，在地毯上磕出浅坑。 两位将军的命运在1936年冬天分道扬镳。 当年12月25日，张学良坚持送蒋介石回南京前，杨虎城曾在机场拉住他的马缰绳："委员长的为人，你我还不清楚？"这句话后来被杨拯民刻在回忆录的扉页。 而张学良在日记里写："虎城是对的，我当时太天真。 "这本日记直到2001年才在纽约拍卖会上出现。 重庆戴公祠的桂花树下，杨虎城1949年9月6日被杀害时，上衣口袋里还装着半截铅笔那是他教幼子杨拯中写字用的。 而张学良在台湾新竹的囚室里，赵一荻用捡来的竹片给他做过笔筒，上面刻着"岁寒三友"。 两个相似的物件，一个留在血泊里，一个陪着囚徒度过54个春秋。 我觉得张学良晚年的沉默，更像是一种自我惩罚。 1990年他对日本记者说"我为国家牺牲自己"时，书房墙上挂着的杨虎城画像被百叶窗遮了一半。 这种刻意的回避，让杨瀚忽然理解了父亲那句"不怪他"的深意在历史的洪流里，每个人都是被裹挟的沙砾。 杨瀚后来在《杨虎城与西安事变》里写道，第二次会面结束时，张学良突然说"那方砚台，你祖父用过它写过《屯田令》"。 这个细节让他红了眼眶。 如今那方砚台放在西安事变纪念馆，玻璃展柜里，弹痕与墨迹交织，像一道凝固的泪痕。 历史或许会模糊很多事，但有些刻在器物上的温度，永远不会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