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文涛圆桌派 在论证逻辑上，冯时的观点也存在一些瑕疵。他的研究似乎先有了“中华文明必然早熟且独特”的预设结论，然后再去寻找证据来证明，某种程度上陷入了循环论证。冯时“中华文明八千年”的观点，动摇了国际学术界赖以比较和交流的客观基础。尽管传统的“文明三要素”并非完美，并持续在讨论中修正，但其可操作、可验证的优势是目前更为主流的研究范式。但这不重要。在冯时及其拥趸的方法论里，结论是先于证据存在的——“中华文明必须最古老、最独特、最连续”。这是典型的“先射箭后画靶”。靶心早已画好，名曰“民族自豪感”，然后满世界寻找像箭的树枝，甚至不惜把树枝削成箭的形状。在这类人的认知中，贾湖骨笛必须是“律管”，因为“礼乐文明”需要它古老；一个图形符号必须能扯上彝族文字，因为“文明连续性”需要它来缝合。他们拿着一把锤子，看所有的考古发现都像是自证的钉子，拼命地往下敲。当学术研究沦为民族叙事的注脚，考据就变成了“考故”——在故纸堆和故物里，考出自己想要的“故事”。“因为我们需要它古老，所以它必须古老”，这种循环论证，是逻辑学入门课就要批驳的谬误。但在激动人心的民族叙事面前，逻辑常常被当成不合时宜的冷水。窦文涛圆桌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