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一位妻子举报了自己的丈夫，最终导致丈夫悬梁自缢。这位丈夫就是当年举世闻名的导演顾而已。 在江苏南通的顾而已电影纪念馆里，静静陈列着一条看似寻常的深蓝色旧裤腰带。它的旁边，摆放着密密麻麻的分镜头脚本。许多游客路过时，脑海里或许正回荡着《天仙配》里“树上的鸟儿成双对”那段传唱半个世纪的黄梅调，却很少有人知道，这段经典戏曲背后的“金牌操刀人”，最终竟是倒在这个冰冷的蓝色物件上。 那无疑是一场专为艺术家量身定制的残酷玩笑。它如同一把冰冷的利刃，在艺术家本就敏感的心灵上划出深深的伤痕，透着难以言说的苦涩与无奈。1970年6月18日的清晨，上海奉贤五七干校的空气里弥漫着令人窒息的潮湿。55岁的顾而已走进了工具棚，他不是去挑选拍戏的道具，而是要给自己的人生喊“Cut”。 他用那条旧裤腰带打了一个死结，那个结扣的打法非常讲究，那是他当年在舞台剧设计道具时惯用的专业手法。他这一生都在追求极致的精准，无论是拍《地下航线》时在荒野里蹲守三天只为调整一个炸药爆炸的最佳位置，还是在此刻终结生命的方式，都带着一种近乎偏执的职业习惯。这位连0.1秒的镜头时长都能精准计算的导演，在那个清晨，用自己最熟悉的“手艺”把脖子套了进去。 把他推向这根横梁的，恰恰是他最珍视的“枕边话”。那段时间，外界的风暴刮得正紧，一封举报信成了压垮这个硬汉的最后一块巨石。举报人不是别人，正是他的结发妻子林佩玲。信中的内容极其致命，揭发顾而已曾在私下里议论过“现在的蓝苹和过去不一样”。这类只有夫妻在床头私语时才会吐露的只言片语，在那个年代变成了不可饶恕的滔天大罪。 没人能完全还原林佩玲当时的心境，或许是工宣队连续半个月上门施压的恐惧让她崩溃，有人告诉她只要“划清界限”就能保全家老小。在那样的修罗场里，真实的想法和被迫的妥协早已搅成了一锅浆糊。然而，这封信所产生的效果堪称立竿见影。其成效迅速彰显，仿佛一阵疾风，瞬间便在相关情境中激起显著的波澜，令人惊叹于它那即时且强大的影响力。 当那些私密的房中话在批斗大会上被当众大声朗读时，顾而已的精神防线彻底崩塌了。据当时的目击者回忆，这个曾经在舞台上为了演好醉鬼真把自己灌那一整坛酒喝到昏迷的硬汉，那一刻像一滩烂泥一样瘫软在地，十根手指死死地抠进脚下的泥土里。尊严这种东西，在爱人的背叛面前，比那纸糊的道具还要脆弱。 就在那个决定去死的夜晚，顾而已在工具棚里抽了整整半包烟，烟头在地上堆成了一座凄凉的小山。而在离去之前，他做了一个极尽温柔又极尽决绝的动作：他特意避开了妻子的房间，绕道找到自己的大儿子，把身上仅剩的10块钱塞进了孩子手里。这是一个父亲最后的嘱托，也是一个丈夫无声的抗议。那个拍出过《小二黑结婚》、把农村青年爱情拍得那样鲜活的导演，现实中却只能在自己家的院墙内小心翼翼地绕行，那是怎样一种刺骨的寒凉。 甚至在被隔离审查的最绝望时刻，顾而已想得最多的依然不是怎么保命，而是他的戏。他曾冒险塞出一张纸条，上面只有寥寥五个字：“剧本还在吗？”这种对艺术近乎痴傻的执着贯穿了他的一生。 早在20岁那年，他在上海演话剧《钦差大臣》，就能把贪官演得让曹禺先生都拍案叫绝；抗战时期更是跟着救亡演剧队跑遍了大半个中国，把舞台当战场。即便是在大祸临头的抄家前夜，他也像呵护孩子一样，把自己精心打磨的《燎原》等剧本手稿埋进了自家院子的泥土深处。 如今再翻看那些泛黄的纸页，上面还留着他手写的创作笔记，诸如“镜头要对准矿井里眼睛”这样的批注清晰可见。他在银幕上为观众构建了无数个圆满或悲壮的故事，连严凤英在《天仙配》里的水袖动作都是他一手设计的绝美瞬间，可他却唯独无法掌控自己命运的剧本。 1978年的追悼会上，老友赵丹哭得撕心裂肺，喊着：“他把一生都给了银幕，却没来得及看最后的作品。”这种悲痛不仅仅是失去了一位才华横溢的友人，更是对那个时代的控诉。2005年，纪念馆开馆时，顾而已生前亲手种下的那棵梧桐树早已亭亭如盖，斑驳的树影投在他未完成的《燎原》剧本上，像是一个迟到了三十多年的印章。 那条展柜里的裤腰带，不仅勒住了一位电影大师的呼吸，也成了那个年代一道触目惊心的伤疤。他在银幕上让“夫妻双双把家还”的旋律响彻大江南北，自己却在现实的家里，因为最亲密关系的撕裂，独自走向了那条不归路。艺术追求的完美与人生结局的残缺，就这样以一种最讽刺的方式，永远定格在1970年的那个早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