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知青朱启龙参军出发前夜，他的女友解开衣衫，誓言：“不论多久，都会等你回来！”不料，2年后，她等来的却是他已结婚的分手信。50年后，她上门做保姆时，又见到了他。 1968年的冬天来得格外早。 北方的风像刀子一样，从土坯房的缝隙里钻进来。煤油灯摇摇晃晃，把墙上的影子拉得忽长忽短。朱启龙背着已经打好的行李，站在门口，手却迟迟没有去拉门闩。 那一晚，他就要随部队出发。 院子里静得出奇，连狗都不叫了。杨芳坐在炕沿，低着头，手指反复绞着衣角。她今年十九岁，扎着两根麻花辫，脸被寒风吹得微红，却始终没抬头看他。 “启龙……”她先开了口，声音发颤，“你这一走，是不是就回不来了？” 朱启龙心里一紧，却还是强笑：“胡说什么，当兵是光荣的事。” 可他们都知道，那是动荡的年代，战事、演习、边防，哪一样不危险。村里已经有人再没回来，只留下烈士证和一块木牌。 沉默了很久，杨芳忽然站起身，反手闩上门。她走到朱启龙面前，手指微微发抖，却一颗一颗解开了棉袄的扣子。 朱启龙愣住了，下意识后退一步：“你这是干啥？” 杨芳却抬起头，眼里全是泪，却倔强得很。 “你要上战场了，我怕你回不来。”她声音很轻，却一句比一句坚定，“今天，就当我们结婚了。不论你走多久，我都会等你。” 那一夜，没有誓言，也没有红烛。只有寒风、土炕和两颗惶恐却紧紧靠在一起的心。 第二天天还没亮，朱启龙就跟着队伍走了。杨芳站在村口，看着他一步步消失在晨雾里，直到眼睛再也看不清。 她等啊等。 头两年，还有信。信纸粗糙，字迹歪歪扭扭，说部队生活苦，说想家，说“你要照顾好自己”。 可两年后，她等来的，却是一封分手信。 信里只有短短几行字—— “我已经结婚了，你不要再等我，各自过日子吧。” 那天，杨芳把信攥在手里，站在院子里发了很久的呆。邻居来问，她也只是笑笑，说：“当兵的人，变了心，很正常。” 可那一晚，她第一次失声痛哭。 她不再等了。后来，经人介绍，她匆匆嫁人，日子却并不顺。丈夫脾气暴躁，生活清贫，孩子早早辍学外出打工。几十年下来，她把所有委屈都咽进肚子里，从不提当年的事。 她以为，那段感情，早就死在了1968年的冬夜。 直到五十年后。 那年，她已经六十九岁，为了补贴家用，经中介介绍，到城里一户人家当保姆。雇主说，男主人是位老兵，身体不便，需要人照顾。 开门那一刻，杨芳整个人僵在原地。 坐在轮椅上的老人，头发花白，脸却熟悉得让她心口一紧。那双眼睛，她一眼就认了出来。 “启龙……”她几乎是脱口而出。 朱启龙抬起头，看清她的脸，整个人猛地一震。轮椅轻轻晃了一下，他喉咙发紧，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直到那时，杨芳才发现，他的双臂，从肩膀处齐齐截断，只剩下空荡荡的衣袖。 后来，她才知道真相。 原来那年战斗中，朱启龙为掩护战友，被炮弹炸伤，双臂当场失去。重伤后，他昏迷了很久，醒来时，已经成了残疾军人。 他不是结婚了。 那封分手信，是他咬着牙写的。他怕杨芳跟着他吃一辈子苦，怕她守着一个没有双臂的男人，被人指指点点。他宁愿她恨他，也不想拖累她。 “我这辈子，对不起你。”那天夜里，朱启龙终于说出了憋了半个世纪的话。 杨芳坐在他对面，眼泪一滴一滴落下来，却一句责怪都没有。 五十年，太久了。久到他们都已白发苍苍，久到错过的人生再也无法重来。 可至少，真相没有再被埋进土里。 后来，杨芳没有离开。她继续照顾他，做饭、洗衣、推他晒太阳。邻居只当她是个普通保姆，却不知道，那是一个迟到了半生的“妻子”，在完成一场没有仪式、却贯穿一生的守候。 有些誓言，没写在纸上，却用一辈子来兑现。
